“变化不仅仅在于人员的减少，”孟凡荣说，“单位的性质变了，大家的身份也变了，干活的劲头、单位的效益都大不一样。”过去的水管站是差额拨款单位，人多效益差，五六年都没有正常发过工资，有点钱大家就分了。20xx年，该中心承包了政府的三项公共事业——农田水利设计、防汛抗旱技术指导和人畜引水工程设计，此外还承接了两个泵站、五个蓄水池和一条公路的设计，赚了大约3万元钱，加上镇里还委托他们管理两座水库，3个人的实际收入有9万多元。
和曹武镇水管站一样，京山县绝大部分七站八所都已经不复存在，代之以一个个集体、民营和个体性质的服务中心。据了解，京山县共确认具备从事农业植保、畜牧、水利等公益事业的服务人员400多人，中介组织或企业141个，他们成为农村公益性事业的新主体。
从“站所”到“服务中心”，不仅仅是“换牌子”，而是体制的根本性转变，从体制上切断伸向农民的手，杜绝了再走“收费养人，养人收费”的老路。京山县干部熊祖国说：“改革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越减人减支本身，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七站八所主要通过从农民手中收钱来维持生存的沉疴。”
××省委、省政府已明确提出，除农村中小学、卫生院外，其余乡镇直属事业单位逐步转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或中介机构。目前，在京山、咸安、远安等地，原有的七站八所已普遍实现了“三换两退”：单位换牌子、换章子、换体制；人员全部退出人事编制管理，退出财政供养系列。
“花钱买服务，养事不养人”
“我们虽然有自己的经营性服务，但是公益事业一项不少，财政给的钱也并不比以前少。只不过以前我是政府的人，做不做事情政府都要把人养起来，现在是社会的人，事情做好了才能得到钱。”曾维斌向记者这样描述他们的改革。他在改革前是京山县曹武镇农技种子站站长，而今是镇农技服务中心经理。
曾维斌和他的两个同事通过考试，获得了农技服务资格认定，于是县农技部门与他们签订合同，由3人为曹武镇提供农业种植技术推广服务。他们的职责包括：全镇农业技术培训，栽培示范项目推广，农技资料发放等，每一项都要由农户签字、经镇政府认可，年底逐项验收，给予财政补助。
据熊祖国介绍，京山县在发展农村公益事业过程中，按照“政府招标出资、公开竞选主体、农户签单认可、县镇共同负责”的思路，积极探索农村公益事业服务的新机制。他们采取考试、考核、认证等程序，公开认定了一批社会公益事业的服务主体，然后由政府提供资金，通过市场化运作，实行钱随事走，以钱养事。
像京山县这种“百姓签单，政府埋单”的公共事业服务形式，已经在全省很多地方展开。他们将原站所的行政执法和行政管理职能收回县（市、区）主管部门，公益性服务职能分别向乡镇“三办”转移，经营性职能走向市场。政府本着“绝对减人、相对减支、不减政府责任、不减政府公益性支出”的原则，通过购买服务、购买劳务，来落实政府服务“三农”的责任。仅在咸宁市咸安区，今年各乡镇就与有关主体签订了239份公益服务合同，金额达203万元，占全区农村公益性服务经费的71%。
据吕江文介绍，××省目前已探索出三种“以钱养事”模式：
第一种：委托服务型。原乡镇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后，既承担政府委托的公益性职能，又从事经营性服务。乡镇政府提出项目，与企业签订合同，明确经费数额和考核方式，企业按合同提供服务。
第二种：定岗招聘服务型。乡镇设置一定的服务岗位，定岗不定人，由乡镇政府或县（市、区）业务主管部门，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具有资质的人员，从事公益性服务。对招聘人员实行“三卡”管理，即农民签字卡、村干部签字卡、乡镇签字卡管理。
第三种：派驻人员服务型。实行“管理在县，服务在基层”，县（市、区）业务主管部门根据需要设置一定的服务岗位，定岗不定人，从有资质的人员中公开招录，签订聘用合同，派驻基层专门从事公益性服务。服务项目由乡镇政府提出，乡镇和主管部门共同对派驻人员进行考核，对人员实行动态管理。
乡村公益服务得到提升
在乡镇改革过程中，××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反复强调：“农村生产力水平高不高，一个重要的标志是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是否完善。”“改革后农村的各项服务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要保证农民之事有人办、方便办、及时办、低成本办。”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以钱养事”新机制的建立，不仅促进了“三农”服务水平的提高，还使得一度停摆的乡村公益服务职能得到全面恢复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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