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教师来说,这样的矛盾,由于现代大学中教师职业互相矛盾的双重要求而被强化了。
学者职业化导致了这样一种局面,即只有在大学和研究机构里面从事的工作,才被同行承认为是学术的工作。对学术创造的愿望,促使我们在大学里找一份教书的工作。结果,就难免要遇到大学制度的一个内在矛盾。在现代的学术体制下,学术越来越变成一 www.xxk123.com (www.xxk123.com)个从业者集团内部的自足的行为,衡量一个学者学术贡献的大小,成为学术共同体内部相互承认的过程,而这个共同体的评价,决定了我们能否当一个好学者。要当一个好学者,一定要有好的学术思维的能力,而学术思维的本质,就是在深刻理解学术史和严格遵循学术规范基础上的知识创造。从这个角度讲,学术就是“反常识”。证明自己是一个好学者的标志,是看一位学者
在学术上有没有思想的创造,有没有“反常识”的发明。而另一方面,作为一位大学教师,其基本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把常识教授给学生。
这样一来,在做一个好教师和当一个好学者之间,存在着非常大的、不容易克服的鸿沟。学术创造与知识传授,需要的是两种很不相同的秉性,一个人是很难同时完美地具备这两种秉性的。我们因为热爱思想创造而来到这个大学,而且也可能有很好的从事学术创造的才能,但如果要长期拥有从事学术创造的资格,就必须同时具备另外一种不同的才能,即能够通过常识的传授,将一大堆聪明、好学、有知识准备但不懂学术思维的脑袋,训练得具有学术思维的习惯。
1919年,德国著名思想家马克斯•韦伯做了题为“以学术为业”的演讲,这是一次学术史上不朽的演说,其中有这样两段话:
大学教师中谁也不愿意回忆那些有关聘任的讨论,因为他们很少有愉快的经历。……大家必须明白,如此多的学术前程操于命运之手这个事实,其根源不仅在于集体决定这种选拔方式的不恰当。每一位受着感情的驱策,想要从事学术的年轻人,必须认识到他面对的任务的两重性。他不但必须具备学者的资格,还得是一名合格的教师,两者并不是完全相同的事情。一个人可以是一名杰出的学者,同时却是个糟糕透顶的老师。
学术生涯是一场鲁莽的赌博。……你对每一个人都要凭着良心问一句:你能够承受年复一年看着那些平庸之辈爬到你头上去,既不怨恨也无挫折感吗?当然每一次他们都会回答说:“自然,我只为我的天职而活着”。但至少就我所知,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无动于衷地忍受这种事。
这样的矛盾,我们可能要终身面对。
依我自己的经验,这类矛盾之所以有时会变成难以克服的障碍,常常主要不是由于学术制度的不公,也可能主要不是由于上级或同事看法的偏颇,而更多的是因为我们自己不能面对内心的煎熬。在现代中国的教育制度下,从小学的时候开始,老师就告诉我们,做人要力争上游。但恐怕难以改变的事实是,人类大脑先天的结构已经决定,天才只占人群中相当小的比例。我们都是很幸运的人,在一个淘汰率很高、每一步都充满风险的教育体制中,能够完成从小学到研究生的学习过程,有机会到大学任职。但这样的经历,仍不足以证明我们就是天才,甚至也不一定能证明我们比大学外面的人更聪明一些。客观的事实是,在现代大学里,绝大多数教职员只是中才而已。我们的内心、我们周围亲近的人们、甚至我们的社会,并不真正明白这一点,常常对我们怀有很高的期望,都希望我们能够取得大的成就。内在和外部的期望,与实际能力之间的差距,对每一个就职于大学的人来说,都可能会成为压力和煎熬的根源。所以,我们在选择大学职业生涯的时候,一定要扪心自问,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
我想说的是,要正确面对大学理想与大学职业生涯实际状况的矛盾,使我们的大学职业生活更加平顺并有更大的成功,除了要遵守外在的行为规范的约束之外,更重要的因素是,建立在科学理性基础上的对自己的内心召唤的遵从。这是一种超越日常生活经验的带有宗教感的体验。
我们选择任职于现代中国的大学,还要经常面对保持大学精神的追求与带有明显“工具理性”性质的各种外部压力之间的矛盾。
我们这个大学,是许多在近代中国学术史上作出过奠基贡献的学者传道授业之所。所有的大学都会有其办学特点,不过,并非所有大学都拥有“大学精神”。如果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没有清华、没有北大、没有南开、没有大学,那么,我们国家的历史就得重写。我们相信只有这类承载了重大历史使命的大学,才真正有其精神。我们深深相信,拥有这种精神的大学,才可能是永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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