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现代教育中“个人中心主义”的观点，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教育哲学认为，不要把人物割裂成一个独立的个体，个人与社会，与他人之间存在有内在的本质联系，在与他人的联系中表现和个体特性构成了自己的身份。所以他们提倡学习“倾听他人，宽容他人，学习他人和尊重他人”，但前提是承认个体自我是关系中的自我，而绝不是个人独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四个学会”，在哲学层面，可以说是带有后现代主义的影子。当然，我们是不会简单将之划为后现代范围。从科学技术与自然的关系上说，技术之上所导致的工具理性，易于造成人在征服自然时的盲从行为。后现代主义自然是有待人去关照的，而不是被视为征服的对象，人与自然是在一种动态的平衡系统中相互作用的两个方面，在现代社会生态问题日益严峻的形势下，二者关系更显得重要了。从科学技术与人的关系来说，技术崇拜与工具理性的弊端表现为对人的全面发展的藐视与偏离[3]。环境教育的重视，加强学生对自然、社会的了解，海洋意识、环保意识、地球意识的提出也反映了后现代主义对当代学校教育的正面影响。“为人生而科技”、“为个性发展而科技”、“为社会而科技”的新技术文明观似乎契合了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要求。从男女平等意识来看，强调女性的重要性，反对男性中心主义。后现代对异质性、差异性、微观政治等等的强调直接促进了女性主义目标的实现。对差异性和多元性的强调有助于防止抹杀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差异，因而有助于阐明妇女的特殊需要和利益。女性是创造性的角色，在很多方面都有重要性[4]。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哲学吸取了女性主义观点，具有宽容的精神。女子教育的重视在当代因此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男女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在后现代那里因此也有明显的体现。
转型时期的发展中国家，可以说是处于前现代、现代、后现代3个历史向度的交汇处。这种状况，极大地增加了文化及教育转型的难度。如果处理不好，前现代的东西未加批判地保留了，后现代的东西也未加选择地拿来了，唯独没有把握住现代性。这也是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教育的重要提醒。也就是要使教育文化建设贴近时代与生活，引导人们注重活动的文化追求，以提高人们的精神品格，促进社会文明的全面实现；要使文化建设顺应现代化的潮流，在光大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前提下，充分吸收世界文化的精华，在新的起点上熔铸出新的民族精神，以求在一种宽广的人文背景下实现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后现代除去了历史对于人的规定，亦即对于人的区分。不仅如此，后现代还消除了现代对于一个未来的人的期望。现代的人的区分不是人与自身相区分，而是一个将来或未来的人和自身相区分。对于后现代而言，这种未来的区分没有意义，正如其流行语所说：“没有未来。”由于没有规定，理性被彻底的清除。从这个角度看，在教育领域，人的培养也就不存在什么目的和规范。工业社会的“理性主义教育”似乎被全面的否定。
三、教育需“解构”：后现代主义观点
学习过外国教育史的人都知道，20世纪60年代产生于美国的“非学校化”思潮是对现代人类教育的最大抨击。伊利奇认为现代学校教育的最大问题在于“制度化”教育的不平等。他坚决反对学校对知识的垄断。他积极提倡“学校化社会”[5]。的确，长期以来，教育被视为一种传授知识的活动，教师是课堂中主宰一切、控制一切进展和处理全部事件的权威者。因此，在这种课堂中，时时刻刻充满着教师为唯一的中心的单极表演和知识授受。教师把课堂当成了他自己的舞台，他是发号施令者，学生只有一味地被动静听，完全变成了教师所代表的成人主流文化知识的接受者和容纳器。而这种知识始终被视为绝对客观的，它与知识接受者的主观参与和体验无关。学生以读死书、死读书为荣，从而使应试教育成为现行教育的主要模式，学生高分低能和缺乏独创个性成为阻碍教育发展的顽症。因此，随着解释学的“理解”概念在教育学中得到认可，随着对教学活动中学生认知参与作用的积极肯定，不仅将极大地发挥出学生的学习潜能和调动其个体创造性，而且也必然意味着长期以来统治人们头脑的顽固而僵化的本本主义、教条主义教育思想的寿终正寝。
再来审视后现代主义学者的观点，如维特根斯坦的关于语言和意义的观点，对认知适应理论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教育研究中被作为反对经验主义、理性主义的工具。我们如果用巴门尼德的区分来描述历史、世界和语言、教育4个整体的话，那么，历史的主题是真理之路，世界的主题是意见之路，语言的主题是虚无之路，教育的主题就是解构之路。博德尔认为，越过世界的边界到达语言的领域，这决不意味着进入后现代，相反，它要求的是语言的区分。同理，教育的全面改革绝非仅靠教师语言就能完成。目前，在我国有学者极力呼吁教育的本意就在于寻求课堂教学的意义，教学就是对话，教学就是交往。显然这些说法是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产生的。其不足及片面性也是显然的。为此，我们不妨试问一下：“教育就是对话吗?”而博德尔是不再追问“谁在说话”，而是追问“说了什么”。在这种问题的转换之中，他突出了语言的道和说的区分。当然，道和说的区分是晚期海德格尔的基本主题，他发现了语言学的悖论，所说并非所道，所道并非所说，而语言的道说只是在其宁静。所说和所道的区分在海德格尔那里构成了技术语言和诗意语言的区分，而后者正是他所要经验的纯粹语言。湖南师大教育系的石欧先生在他的一本专著中曾明确提出教学的本质在于教师语言的飘忽不定性。固然这种理解在提倡素质教育的今天有其创造性的地方，但是完全的赞同和提倡恐怕还是不妥。从后现代主义学者的思想中，我们能否悟出一些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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