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政治文明，必须在政治思想、政治文化、政治传统、政治结构、政治活动和政治制度等方面取得有益成果。我国古代诸多著名的公文，都对当时的政治文明起到了促进作用。秦统一六国前，秦王政听信贵族挑唆下令逐客。丞相李斯写了《谏逐客书》，批驳了“逐客”的主张，使秦王收回了逐客令。秦王重用“客卿”，为统一六国作了组织准备，后来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汉高祖刘邦的《入关告谕》、三国时诸葛亮的《出师表》和曹操的《求贤诏》、隋朝李密的《陈情表》、明代海瑞的《治安疏》、清代施琅的《陈台湾弃留利害疏》等都是在历史上有积极意义的公文。西方资产阶级制作的某些代表性公文，弘扬平等、自由、博爱精神和民主法治思想。一部《拿破仑法典》巩固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成果，一篇《人权宣言》宣告了君权神授的破产，一篇《葛提斯堡演讲词》为美国北方军的胜利注入强大的精神力量。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包括发展和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和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等。在我国新的历史时期，优秀应用文对改革开放和政治文明的贡献，也是不可磨灭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发表，宣告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痛苦年代的终结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开始。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发布的关于建立和健全国家公务员制度的一系列公文，对公务员选拔、培训、晋升以及考试、考核、奖励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标志着我国行政机关选人用人制度和机制朝着规范化、制度化的目标前进。
发展精神文明，必须抓住思想道德建设和文化建设两个大的方面，文化建设又包含教育、科学、文艺、体育、卫生等。我国是一个文化大国，也是一个以道德著称的文明古国。《论语》和《孟子》奠定了儒家思想道德的根基。这两部著作都不是严格纯理论意义的专著，而是“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应用性著作和孔孟教学语言的实录和提炼。但这并不是说这两部著作只是当时的应景之作，其中不少思想观点世代流传，有些至今仍然闪烁出光芒。《论语》中孔子说的第—句话“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就是说学习是人生之本的来源，比国外提出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力”早了二千多年。孔子说的“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礼之用，和为贵”、“为政以德，譬如北辰”等，孟子说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人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富贵不能yin，贫*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无论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具有深远的思想道德意义。邓小平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有国际主义、爱国主义思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在内容上具有一致性。发展精神文明，要求牢牢掌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坚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切实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大力发展教育和科学事业，加大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力度等等。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以及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党政机关公文规范化的一系列文件，都是应用写作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体现。
总之，应用写作与人类的文明发展与社会进步同步，应用写作与三个文明建设紧密相连。
三、社会主义三个文明对应用写作的新要求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求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这对应用写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也就是说，在新世纪新阶段，应用写作要适应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需要。概括起来，应用写作有“四新”。
1.新观念。应用写作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按照十六大的要求，树立创新思想，自觉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框框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学科建设的错误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为了适应我国经济、政治、文化体制改革，适应扩大对外开放、我国加入wto、经济全球化，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写作主体和管理部门要转变观念。走出“写作学不是一门学科”、“写作课不是一门独立课程”、“写作理论没有专家”、“写作没有理论和技巧”、“作文无良师”等认识误区，树立写作与三个文明建设紧密相连，同步发展，以及写作为推动社会文明进步和知识经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的新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