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xx年11月，黑龙江省政协原主席韩桂芝因严重违纪及涉嫌违法，受到了中央纪委的严肃查处，被开除党籍、公职。经查，韩桂芝在任黑龙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部长、省委副书记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先后收受多人多次所送钱款共计人民币950万元。同“慕马”大案一样，韩桂芝案不是孤立的，由这起腐败案牵扯出的腐败链条，随着韩桂芝案查处工作的逐步深入，已基本呈现。许多官员因卷入此案，也相继落马，其中不乏省部级和市地级高官。继田凤山、韩桂芝落马后，黑龙江省又有5名副省级高级官员——副省长付晓光，省人大副主任范广举，省委常委、秘书长张秋阳以及省检察院检察长徐发、省法院院长徐衍东同时被免职或辞去职务。以后数月内，又有至少10名地厅级官员职位发生变动，其中除省直部门外，还包括7名地级市的主要领导。由此，以田凤山、韩桂芝领衔的黑龙江腐败大案终于浮出水面。黑龙江腐败大案前后历时2年多，涉案的副厅级以上高官200余人，黑龙江13个地级市中，有七、八个地级市主要领导发生了“重大变动”。
河北省外经贸厅原副厅长李友灿，堪称受贿的“典型”。20xx年8月至20xx年4月，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李友灿共受贿4740余万元，平均日受贿近8万元；受贿最少的一次为300万元；受贿最多的一次为1640万元。这起腐败案是迄今为止全国个人受贿数额最大的，并刷新了受贿记录。李友灿虽然受贿数额巨大，但手段简捷毫无周折，腐败案情简单，涉案人员较少，河北省衡水市检察院的起诉书只有薄薄的4页。李友灿主要通过河北省汽车（集团）公司向北京森华创业贸易汽车有限公司提供汽车进口配额，从中收取北京森华公司总经理丁宁的所谓好处。李友灿第一次为丁宁提供了69个配额，拿到300万元，这也是李友灿的第一笔受贿；事隔3个月，李友灿第二次提供丁宁260个进口配额，丁宁再次给了李友灿现金875万元。又三个月后，丁宁拿到了第三次配额，这次李友灿打电话让丁宁准备1018万元现金，分二次笑纳。20xx年9月，丁宁第四次得到配额后，再次给李友灿打电话，并在农行取出3提包现金，每包100至120万元，送给李友灿。最后一次是20xx年4月，这是李友灿受贿最多的一次，490个配额，丁宁给了他1640万元。这批钱，前后大概16个提包，总共重约470公斤，都是50多岁的李友灿一人搬来搬去。每次搬钱，对患有糖尿病的李友灿而言，都感到体力不支，但心情亢奋。李友灿为了运钱方便，20xx年4月，找到唐山冀东机电设备公司，以“经常去北京，带司机不方便”为由，索要一辆价值21万多元的银灰色高尔夫轿车，这台车竟成了他专门的“运钞车”。20xx年9月9日，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李友灿死刑，剥夺政治权力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宣判后，李友灿面色灰白，坐在旁听席上的妻子当场晕倒。
除此而外，还有成克杰、胡长清、李嘉廷、刘克田等等，这些曾经位高权重、风光一时的高官要员之所以堕落成腐败分子，沦为阶下囚，甚至走上断头台，正是由于他们放松对自己世界观的改造，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作为了自己谋取私利的工具；经受不住市场经济花红柳绿的诱惑，私欲膨胀，人生观、价值观、权力观严重扭曲，使他们最终腐化到无可救药的地步；另外这些腐败分子心存侥幸、不惜触犯党纪国法、肆意放纵自己的行为，导致了他们走向了人生旅途的不归路。
胡长清、成克杰、王怀忠、慕绥新、马向东、夏任凡等腐败分子的生命虽已结束，他们的名字却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还有些腐败分子的罪恶相形之下不太深重，但都被判了重刑。虽然保住了生命，但死罪可免，活罪难逃，陪伴他们的是冷冷铁窗，漫漫长夜。他们怨天不得、怨地不得、怨党不得、怨别人不得，只能怨他们自己。以他们的资历，待遇都可谓不低，本应与父母、妻儿享受家庭的温馨，而现在，却只能面对高墙电网，只能伴着冷月孤灯，真是凄惨悲凉。“前世不忘，后世之师”，我们要在这些腐败分子的忏悔录中，受到教育、吸取教训。对我们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来说，经常进行警示教育，至关重要，所以我说：警钟长鸣，前途光明。文革期间，陈毅同志曾这样评价毛泽东同志，他说，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从不重复前一个错误，不犯第二次错误。我们一定要吸取这些腐败案件的沉痛教训，不蹈他们的覆辙。
一是莫伸手，伸手必被捉，不要有侥幸心理。这些被查处的高官资历不能说浅、社会关系不能说少、地位不能说低、智力不能说差。他们收受贿赂时肯定没有想到东窗事发，心存侥幸，自认保险，结果如何？中纪委一查，他们那么多见不得人、见不得阳光的交易，一下子大白于天下。昨天“你知我知，天知地知”，今天举世皆知；昨天座上客，今天阶下囚。那些用不着、用不上、也用不完的金钱珠宝，换来的是十年、几十年的牢狱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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