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气不仅是指体力过人，而且也是指面临危险时所表现出的那种胆量。当1977年施莱尔被劫持以后，工业家埃伯哈德·冯·布劳希奇带上一整箱子钱赶往异国（和我事先给予的许可），去与一位据说是“红军派”联系人的人物接触的时候，他身上充满了这种勇气，因为此举有生命危险；此后不久，当汉斯一于尔根·维什涅夫斯基和边防大队指挥国员瓦格纳带领一组边防队员前往解救一架被恐怖分子劫持理的飞机，并最终在摩加迪沙以武力解决问题的时候，他们同样充满了勇气，因为这种行动风险很大；当古斯塔夫·海涅曼1950年为抗议阿登纳的对外政策而辞去第一内政部长职务时，他同样也充满了勇气，因为他的辞职（以及他随后退出基民盟）可能意味着其政治影响力的结束。
上述事例证明，谈到勇气，它不仅仅意味着机智过人，或者盲目的武夫之勇，相反，它首先要求权衡利弊，做出自己的判断，此后不遗余力地把自己的判断付诸行动，即使遇到危险也是如此。然而，这样做完全会引起重大，怀疑。 归根到底，关键在于个人能否不顾自己的勇气多少或者撇开勇气不谈去遵从一种他所推崇或认可的基本价值。因此，汉斯一约亨·福格尔在前面引用的一段话中要求不能仅仅意识到美德，而且要考虑到美德和价值两个方面。
1944年7月22日参与反希特勒暴动的人们经历过这种紧张的心理冲突。参与者当时愿意为了更高更大的目标把服从和忠诚的军人道德放到一边，放弃他们的誓言，然而，参与暴动者在下述问题上有分歧，即为了推翻独裁统治是否还要违反十戒的第五条（不要杀人），把希特勒也杀死。两种道德基本价值在该问题上发生冲突。只有靠良知才能做出决断。
在平常的生活历程中，类似的重大道德冲突几乎不会发生，但是，良知决定有时是难免的。在政治家的生活历程中，此类冲突相对多一些，也更严重一些。政治家不仅在良知面前要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而且对外，即在议会、政党、选民和公众面前也要对自己的作为负责。没有良知的政治就会倾向于犯罪。
政治家理应毫无条件地保持诚实，然而，他任何时候都不能隐瞒真相，任何时候都不能撒谎吗？我想再举一个发生在施莱尔被劫持期间的例子。显然，我们当时要对劫持者制造迷惑。尽管媒体密切关注事件的经过，可我们还是连续许多天成功地封锁了一架满载边防队员的飞机已被秘密派往摩加迪沙的消息；我们还佯称愿意释放“红军派”的罪犯，给劫持汉莎航空公司飞机的人造成迷惑。事后没有人指责我们这种隐瞒真相的做法，我们的做法被认为是可取的。
实际上，当时，每天使我们的良知受到极度困扰的是另外一个问题：正如恐怖分子占领德国驻斯德哥尔摩使馆和绑架汉斯－马丁－施莱尔时一样，我们当时面临的选择或者是释放在押的谋杀犯（他们有可能出去杀更多的人），以此来拯救面临着迫在眉睫的危险的90人的生命，或者是坚持法律和法规，迫使恐怖分子不敢进行新的劫持行动。我们知道，无论怎样做，都会留下遗憾。
因此，一个政治家有时可以说谎或者必须说谎。关键在于他的政策要对得起自己的良知。为此，他要事先考虑到后果，在作任何一个决定时都要保持理智一一理智也是一项基本美德。
所有这些要求同样适用于普通公民，尽管他们通常无需做出给他人造成重大影响的决定。他们在必要时也可能不得不说谎，他们也要对自己的良知负责。
我们所有的人，包括平民和执政者都享有很大程度的自由。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技术的发展，我们自我设计个人生活的机会比所有过去时代的人都多，但是，我们必须明白，如果我们的社会陷入混乱，我们的选择和机会将一去不复返。因此，我们应当坚持以下原则，即每个人都要对公共利益做出自己的贡献，对他人和整体尽自己的义务，履行自己的责任。
日常生活中的道德训练
我们生来具有维护自我、繁衍后代和保护自己的活动区域的天性，我们的基因让我们不宜于和平共处。我们具有本能，但美德不是与生俱来的。我们作为群居生物、作为在共同体中生活的生物所需要的几乎所有能力都要靠学习得来。如果没有教育，我们将相互争夺食物、相互排挤，必要时甚至相互杀戮。因此，我们需要各种规则一一从十戒到《基本法》，直到刑法；我们需要有人在周围直接或间接地向我们传授共同体和社会中的生活之道。
我们遇到的每一个人都对我们产生影响，当然并非都是好的影响。我们学习用刀、叉、勺子吃饭，学会洗澡，学习不说谎、不偷盗。在家庭、学校中，在游戏或体育协会中，我们学习各种必要的行为方式。至迟在职业生活中，我们还要学会适应、顾及他人，甚至还要学会守时和诚实。一旦我们触犯了成文的或不成文的规则，就会遭到批评、鄙视或者拒绝，有时一一尤其在小时候一一一甚至还会受到惩罚。至此，一切都还顺利，也合乎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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