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如果父母没有时间照顾孩子，如果学校力不从心，如果电视、录像、电脑和互联网长时间所灌输的内容冲淡了父母和学校的教育影响，如果儿童和青少年陷于不良社会环境，受到不公正对待甚至虐待，那么，不良影响就容易占据上风，社会化的行为就得不到培养。如果一个未成年人陷进某个以破门盗窃和盗车为乐事的青少年团伙，或者卷入xx团伙，成为毒犯或犯下拥有xx罪，或者加人强盗或光头党集团，他就会面临极大的危险，而他自己也会危害他人。这时再对他进行道德和美德教育就为时已晚，于事无补了。他这时所需要的是个人关怀，然而，谁愿意做这种事呢？结果，等待他的望望是警察、刑事法官和监狱的惩治。
目前，在一些大城市的某些地区，父母和学校难以发挥足够的正面影响。许多教师已经无计可施，他们尽量把自己的工作限于根据教学计划传授知识；还有些教师片面地和肤浅地理解反权威教育的斗争口号，有意识地不给学生树立自然的、建立在修养和道德以及法律基础上的权威。以这种方式教育出来的儿童和青少年不懂得规矩为何物。这种教育现象还有个时髦的口号，叫做放任主义。然而，无视任何权威的放任式教育不能叫做教育。
因此，过早地将班级集体分解为专科小组形式，或者在很大程度上允许学生免修他们不愿学或不感兴趣的课程，是一种错误。一般说来，专科教师代替不了班主任的作用。班主任往往最了解学生，能够最及时地给予学生亲切关怀。一个好的班主任每周都有许多时间同他的班级在一起，更有机会激发和促进学生的好奇之心、首创精神、独立性、想像力和创造性，同样也更有机会激发和促进学生之间相互谦让、帮助和批评的精神。年轻人必须学会两种东西，即批评和接受批评的能力。
就传授美德而言，实践比任何理论课程都更加有效，后者只能起到补充性的作用。可是，我觉得，目前在培养教师时过于重视科学理论，而对他们未来的职业实践关注较少。如何引导儿童的参与精神和自己动手的能力，如何唤起他们的创造性，如何培养合作精神，如何对他们实行有效的约束，并在此后逐步放松约束一一对于所有这一切，未来的教师们只是在理论方面有所了解，还缺少对于未来教师职业的实践准备。教师的确应当向学生传授知识，因而他自己必须拥有知识。然而，教师对儿童和青少年施加教育影响的能力也同样重要。
价值、态度和美德必须通过实践经历以及榜样和表率的作用才能变成内心的东西。这一点适用于实科中学、文理中学和职业学校，也适用于大学和教会。能够背诵一些戒律和美德，在未来什么时候或许是有用的，但对青少年来说这些内容只是些词句。目前各种组织中的青少年工作在传授美德方面比抽象的伦理课程成功得多。对青少年来说，在按照教育原则开展活动的青少年小组一一它要求所有成员积极技入并具有牺牲精神一一中的实践经历具有重要意义。
鉴于这种经验，应当认真考虑开展一次全民性的社会义务年活动。由于对内、对外政策的原因，维持男子普遍义务兵役制是迫切必要的，同样，为拒服兵役者所规定的替代性民役制度也必须维持下去。后者对社会是有益的，同时又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民役制度在大多数地方所产生的积极作用证明，该制度也可以在青年妇女中实行。从男女平等的角度看，本来就应当这样做。如此一来，青年男子的兵役将成为普遍性的社会义务年期间的诸多义务形式之一。
社会义务年活动将使许多人体会到人间的困苦，同时也使他们体验到能够帮助他人的那种人间真情和乐趣；它还会强化义务思想，而无须专门就此去说教；此外，它还将使人们获得关于劳动这一基本价值的实践经验，唤起人们的责任意识。相反，如果像有些持机会主义观点的自由派人士所要求的那样废除普遍义务兵役制和义务民役制，将对维护社会内部团结的力量产生不利的影响，而纯粹的职业军人和雇佣军制度所可能造成的政治风险就更不用说了。
显然，关于全民性社会义务年的建议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批评，有人甚至会把这种建议同纳粹时期的青年义务劳动军制度作恶意的比较。因此，支持上述建议的政治家必须具备一定的勇气。义务年活动不仅有益于教育目的，而且能够大量减少失业，甚至还可能减少青少年犯罪，犯罪毕竟与青年人失业有某种程度的关联。当然，人们未必在整整12个月中都去参加义务年活动甚至对服兵役者来说也不需要这么长时间的军事培训。义务年活动也不需要统一的着装甚至制服，不需要对所有的人进行统一培训。此外，那些在医院和养老院服民役者的实践证明，我们不需要为社会义务年活动另设庞大的组织和官僚机构。在许多地方，人们需要更多的“服民役者”来充当助手，而社会义务年活动可以填补许多空缺，包括环境和自然保护方面的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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