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尔以他的被枭首结束了他和英国大学的这段分分合合。他所描述的这种冲突，基本上是牛津日后不断受到攻击的潜在的、却是主导性的原因。他的死毋宁更激发了未来更为波澜壮阔的大学教育改革的呼声。
后来的培根，他在牛津住了三年。离开的时候，如麦考莱所说："他是带着这么一种心理走的。对牛津的学科深为轻蔑；对英国的大学教育制度坚决地认为根本有害；对亚里士多德派的学者虚耗精力于其上的’学问’有一种应有的藐视。"培根的这种蔑视心情，中经霍布斯的转承，一直延伸到19世纪的边沁。以边沁和老穆勒为代表的功利学派在掀起英国法律变革的波浪之后，这股浪潮逐渐扩展成为社会性的普遍动向，一直以与世隔绝的贵族理想为自豪的牛津大学，也看到了这场变革的魅力所在，或主动、或被动地迎接了它的冲击，放弃了正统向往，转而瞻望起新的大好前景，踏上大规模变革路程。
变革的结果是，大学和国家中最清醒的头脑之间逐渐建立起良好的互动关系，尽管仍有不时的摩擦和冲撞，但总体上趋于和谐。或许是出于必然，在时隔三百年之后，牛津大学返回了它的古老传统，即，将大学的知识使命和民族国家的政治命运重新溶为一体。如果我们将19世纪中叶作为考察的分界线，就不会对两种绝然不同的现象感到惊奇：此前，大不列颠民族的精神代表、或者说这个民族中最杰出的人物，很少认可大学的教育和训练，他们一般也只是在大学勉强度过一段短暂的时光后，就匆匆离开；此后，大学开始容纳越来越多的人，这些人来自社会的各个等级，他们在这里接受长时间的和系统的教育，走出大学后，他们很快就能够应用在大学之所学，成为社会的真正领导者群体。是社会本身促成了大学自身的变革，而这种变革也反过来获得了重新塑造社会的众多契机和当然力量。
不过，有一点我们必须承认，即使在离我们最近的时代，象丘吉尔这样的人，他并不具备什么大学的经历。但这更多地反映出的乃是大学和社会本身与生俱来的不和与紧张。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这种紧张关系也正是大学的使命之一。一方面，作为成熟建制的大学，我们不可能指望它跟得上民族中最有头脑的天才人物的思考步伐；另一方面，在同样的意义上，我们似乎也不能合理地期望大学和社会溶为一体，最终消失在社会当中，成为贩卖文凭的"社会大学"或者"民间大学"，这就象我们决不能指望大学的课堂成为广场上的民众集会那样，嘈杂、纷乱、没有目标、没有理念。
包括牛津大学在内，欧洲大学的根实是发自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在13和14世纪，在意大利，财富的增加使得更有计划地发展教育成为可能，此时，意大利的少数几个大学才开始焕发生气。随着文艺复兴进程的加剧，竞争也活跃起来，各大学都争相罗致有名的教师；在这种情形下，据说波罗尼亚把它国库收入的一半以上用于办大学。教师的任命通常只是短期的，有时仅仅是半年，所以，他们就不得不经常象演员那样过一种流浪的生活。终身任命也并不是没有，但往往只认可象但丁、比特拉克这样过于杰出的天才。当然，也有义务的不领薪水的教师，缺少了他们，这一时期的大学就缺少了底色。
虽然作为有学问之士，教师本身的薪金很高，并且不排除其他收入来源，但大体上说，他们的地位仍是靠不住的和变化无常的，所以，同一个教师能够和很多学校发生联系。很明显，人事的更动从大学本身来说是必要的，因为从每个新来的人那里都可以期待得到一些新东西；教师的个人能力在这样的环境中具备决定一切的作用，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总之，要想对当时所采取的教学方法做一个准确的描绘，我们必须尽可能地使我们的目光远远离开我们现在的学院制度，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个人接触、公开的辩论、教师的频繁更换、学生高度紧张的自我思考、以及书籍的稀少和不方便，都给那个时代的大学以一种我们现在难以想象的色彩。
不过，有一点是确定的，不管是象波罗尼亚大学这样成型的大学，还是象比萨大学这样几乎不具备基本上课场所和设施的大学，其对于大学的意识和对使命的认同是清醒、鲜明的，有时候，这种认同甚至达到剧烈的程度，比如在佛罗伦萨遭遇外辱的时刻。在但丁辞世之后，他所掀起的近代国家意识和共和理想仍是历历不爽。象巴特鲁斯这样的大法学家，他本人开始大规模地评注《查士丁尼法典》，为意大利人各城市共和国的自治、自由理想初次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使抱持"教皇至上"信条的教会法学家们哑口无言，最终也使得教会的神权政体要求，在意大利新兴的城市自由理想面前遭遇了实实在在的挫败。我们几乎可以说，是他一个人的力量推动了罗马法这个庞大体系在意大利的复兴，并使意大利多少代人以来就潜存的共和理想，第一次能够突破诗歌和文艺的教练场，而在法律领域、或者说在严格的理智领域伸张自己。波罗尼亚大学本身正是由于巴特鲁斯个人的存在，而成为后来几乎所有欧洲大学向往的中心。巴特鲁斯本人对古代罗马法典所作的详细注解、以及这种注解所采用的方法，也为后来的法国人让·博丹的煌煌巨作《六论主权》提供了实质性的素材和道路。当时的欧洲北方诸王国以一种特殊的热情接纳了博丹的思想，《六论主权》当之无愧地为现代国家的世俗生活秩序施行了第一次奠基礼。欧洲近代民族国家的自由理想也正是在这里获得了法律上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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