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香港著名学者金耀基先生在其名著《大学的理念》中，以一种近乎审美的笔触描写了他所感受的津桥氛围："一种不陌生的感觉，一种曾经来过的感觉，是杜工部诗中的锦官？是太白诗中的精灵？抑是王维乐府中的渭城？"是否津桥的烟雨漫过了先生的视线，缠绕了先生的思维，使先生沉溺于这烟雨的迷离和贵族式的静谧之中呢？先生知否，牛津的历史乃是一部表征命运之残酷、无常和盲目的历史；知否隐藏在寂静烟雨背后的斗争、鲜血、罪恶和荣耀；知否那些勇于征服无常命运的伟大天才？知否这些天才在征服命运的过程中，为大学、进而整个为民族所带来的不死荣誉？
20世纪的大学生仍被说成是在追求荣誉，但这些荣誉并不是远古时代那个名叫帕齐的青年所向往的荣誉，而只是虚荣。以至于亚当·斯密不无遗憾地总结说："所谓教育，就是把学生的虚荣引向其恰当的目标。"在校园，学生们追逐人为设计好了的、但却是虚幻的荣誉奖赏，即使在事实上他们丧失了荣誉感，但他们也尽可能地表现得是在捍卫传统；在课业结束时，学生们按照规定好了的荣誉分配体系来获得特别的荣誉：以合格、优等或优异的成绩取得学位。然而，除了这种虚有其表的历史遗存之外，那些天才人物关于大学之命运的思想早已被扫荡一空。教师因其在学识和德性双方面的普遍而彻底的堕落，再也无法吸引学生这个追随者群体，历时数百年而由教师和学生一起塑造的这个坚强共同体，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就土崩瓦解了。
黑格尔有一句名言，大意是说，智慧之神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是在黄昏十分才展开它的双翼。世界上尚存的几乎所有古老大学的历史为这句隽语提供了最鲜明的例证，牛津因其历史过于长久，而在这方面表现尤其突出。正是在20世纪，在古老的大学理想日薄西山之时，开始出现了一些在大学的废墟上择路而行、收拾残片的人。当牛津大学的上一代校长仍然愿意让闪烁不定的乐观主义或自我安慰的微光，照亮那副否则将是十分阴暗的大学生活画面的时候，芝加哥大学的上一代校长已经一成不变地将大学领地看成是黯淡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立法者合乎理性的措施必须随时辅之以狮子的残暴和狐狸的狡猾。海德格，在他就任由纳粹委任的不体面的佛莱堡大学校长一职时，几乎是绝望地、歇斯底里地向众人呐喊："一个人，当他就任一所大学的校长之职时，就意味着这个人要从智识和精神这双方面来领导这所大学。"
我们不妨设想一个虚构中的有趣人物，赋予他"大学事务的公共监督者"的权能，他将凭借这个权能来审判并谴责当今的各国大学，原因在于，这些大学都未能为其学生建立起最起码的健全而有效的教育。北京大学的罪名可能是无耻的怠惰，巴黎大学的罪名可能是疯狂已极，芝加哥大学会被告知自己已是千夫所指，佛莱堡大学逃不过危险异端的罪名，牛津大学则会受到警告说，它的安宁乃是建立在不合法的思想专制的薄弱基础之上。各个大学都试图为自己辩护，但它们的理由仅仅说明一个令人忧伤的结论，那就是优秀品质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一些大学不怀好意地试图辩解它们有目共睹的错误，这实际上正是运用欺骗的手段去证明罪恶的目的。芝加哥大学坚持"慈悲和温和这些崇高品质"只会威胁大学的安宁。一些较为谦逊的大学承认他们的行为是可耻的，但是，他们坚持命运的邪恶力量、以及他们所处的普遍的逆境甚至无法使人考虑任何的改革。北京大学宣称：他所面临的问题非常之棘手，即使所罗门王再世，也会成为一个笨伯；佛莱堡大学承认他错误百出，危机四伏，但又声明，依靠自己的力量他们拿不出任何补救办法；牛津大学索性痛哭流涕而放弃为自己作任何辩护。
幸也不幸，"大学事务的公共监督者"只是虚拟的人物，这场审判因此也只是一个有趣的模拟游戏。当整个时代都遭到谴责的时候，我们也就无法从这个时代自身建立起实质性的审判标准。因此，正如当年的莫尔所见，这样一个"大学事务的公共监督者"只能从外部获得他的现实性。不同之处在于：时代已经无法让我们写下莫尔当年的判词。
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得感谢牛津这样的大学。也许它的命运并不处处皆华彩，它的历史也并不事事皆光荣。但它终究能够充分地说：这就是我的历史，我的命运；但这也是民族的历史，民族的命运；人类的历史，人类的命运。或者更具体地说，作为人类一员的我们的命运，就是培根笔下的那艘航船的命运。今天的牛津徒具空壳，但回顾他的历史，他仍然会得到人们的感谢的。感谢他的人并不限于同国之人，而是全人类大家都有份。牛津值得我们感谢的地方并不是一时的，而是将与时俱增，与年俱永。要感谢这所大学，我们首先要感谢的是数百年来走进或走出过这所大学的那些人，他们或邪恶、或高贵；或天才，或愚蠢。通过这些人，我们大可以了解培根的这艘航船的取材和建造过程，了解它所经历的残酷命运，也许，最终我们也能从中了解它是不是到达了理想中的目的地，抑或佚失中途。
大学背后有天才，天才背后有刀剑。（文秘公文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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