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笔者认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故意提供虚假新情况属于伪证行为，其社会危害性已足以构成犯罪，为维护法律尊严，保障正常的司法活动，应可以对其单独立罪。具体来说，可以在我国刑法第三百零五条之中增加一款内容，明确规定第二类伪证罪。本罪的主体方面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主观罪过方面为直接故意；客观行为方面为作出了虚假的供述，即提供了虚假的新情况；而目的方面则可概括为妨碍司法公正，不必局限于陷害他人或隐匿罪证。
3、对被害人伪证行为的认识及策略
第一，对被害人虚伪陈述的认识
被害人陈述，是指被害人就自己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事实和所了解的犯罪分子的情况向公安司法机关所作的陈述。刑事诉讼开始之前的被害人陈述，是公安司法机关立案的根据；在刑事诉讼过程之中的被害人陈述，则是重要的证据来源。由于被害人是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对象，因此一般对案件事实了解得比较详细、具体，特别是在qiang奸、流氓、伤害、诈骗等案件中，被害人与犯罪分子大都有过直接的接触。他们不仅了解犯罪的时间、地点、手段、过程、后果，而且还了解犯罪分子本人的许多具体情况，有时甚至可以明确告发或指认谁是犯罪人。因此，被害人陈述对于公安司法机关判断案件性质、确定侦查方向和重点，收集核实其他证据，都有着重要的作用。
而要认清被害人虚假陈述的性质，首先应该明确伪证罪与诬告陷害罪的区别：（1）侵害的客体不同。前者主要是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后者主要是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2）犯罪时间不同。伪证行为发生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诬告陷害行为则发生在立案侦查前，是引起案件立案侦查的原因。（3）作伪内容不同。前者是在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上作伪；后者则捏造整个的犯罪事实。（4）犯罪主体不同。前者是特殊主体，后者则为一般主体。（5）行为目的不同。前者的目的既可以是陷害他人，也可以是包庇罪犯；后者的目的则只能是陷害他人。如果被害人故意捏造事实、意图陷害他人，使他人受到刑事处分的，并且属于刑事诉讼前的陈述，一经查出，可依法追究其诬告陷害罪之责；如果是在刑事诉讼中，受外因的影响，或被威逼利诱、或出于与犯罪分子的特殊关系、抑或是为了报复、泄愤等等，而有意将案件事实缩小或夸大，将情节减轻或加重，由于此时刑事诉讼已经启动，所以此类行为应属于故意作伪证。被害人的这些虚伪陈述都有可能导致案件性质发生改变，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发生错误等严重后果，这对于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有着相当大的妨害，而我国刑法对此也没有加以规制。
第二，具体认定及司法对策
笔者认为，被害人伪证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已足以构成犯罪，可以纳入第二类伪证罪的范畴：其主观罪过方面是直接故意；客观行为方面是作虚伪陈述；行为目的是意图妨碍司法公正（因为被害人也可能出于加重打击犯罪者的目的而故意夸大事实，并不一定是为包庇罪犯）。应该看到的是，被害人由于受犯罪分子侵害，其正常法律权益已遭到损失，如果不是出于外因的影响，一般不会有意作伪证。因此，认定这类行为的关键在于对导致行为产生的外因的分析。
（1）因受暴力胁迫或与犯罪嫌疑人有特殊关系而作伪证。例如在一起故意伤害案中的受害人王某（退休干部），在犯罪嫌疑人陈某（无业青年）被拘留期间，因事有凑巧，得悉陈某竟为自己一位老战友之独子。考虑到老战友年老体衰需人照顾，王某在法庭上改变证词，将被陈某殴打致肋骨骨折的情况说成是自己不小心摔伤，而只承认其他一些轻微外伤是由于陈某的伤害造成，后经重新鉴定发现王某作了伪证。虽然王某的行为妨害了正常的司法活动，但他也已为此付出代价，牺牲了受损权益得到完全救济的机会。因此对于这种情况，可以考虑从轻处罚，受暴力胁迫而作伪证亦同此理。
（2）因被贿买而作伪证。如qiang奸案件中的受害者由于收受犯罪分子或其亲友的财物而与其串通，在接受司法机关再次询问时，将原先所作的被qiang奸的陈述改为是与其通奸，以致检察机关将此案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最后因为种种原因而不了了之。属于这种情况的不应得到从轻处罚：一方面，其受损权益已经得到对方钱物的对价性补偿，从轻处罚的理由已不复存在；另一方面，其行为侵害了正常的司法活动，从维护司法公正的角度出发，应予正常处治。
（3）为报复、泄愤而作伪证。例如，某公司采购员方某因在被欺骗的情况下与周某（自称某公司供销人员）签订了购销合同并同时支付了首期款。不久，周某携款潜逃，以致方某的公司损失数万元。后周某虽被抓获，但货款已无法追回，方某因工作失误而被解职。方某为报复周某，在向司法机关第二次陈述时，将涉案金额夸大为十万元，希望以此使周某被从重处罚。这种伪证行为在妨害司法机关正常活动的同时又侵害了周某的正当权益，故不宜从轻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