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从《高考1977》的拍摄上来说，我觉得不算一笔大制作，也算不上什么大片，但是看完这部影片，我却感慨颇多，这部影片是承载着30年前那整整一代人心酸生活，不免让你产生共鸣。虽然我不是那个年代的人，但从小听身边的讲知青的故事，我出生于农村，也常听父母辈讲述他们身边知青的故事。
当年邓小平的复出以及对当时社会知识的高度清醒的认识给当然的年轻一带特别是知青以希望，恢复高考等于把他们从无限的痛苦生活中拯救出来
恢复高考可以说是让那么多年没有机会读大学的人重新找到了希望，找到了前途和未来，那时候走路、坐拖拉机、坐火车、坐汽车、坐动物车等，而今每个学校安排大巴专门送至考场，坐好宾馆，自己是自己考试，考场外确实大于几倍考生人数的家长们在考场外等待，记得我高考的时候（2001年）有个考生家里包了一辆金杯面包车，里面不下10人在场外等待，由此可见我们应该好好珍惜今天生活的来之不易。
其实我看这部影片的时候有很多的历史背景不理解，可能导致了这部影片的理解上会存在着盲区，但是就我理解的当年的高考应该是改变一生命运的唯一方式，当然了现在的高考也很重要，不要你要是有钱，照样读大学，照样通过办法顶替读大学，照样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完成大学，如今的高考已经渐渐成为有钱人有权人钱权交易的工具了，不再是当年的高考面前众生平等了。
记得影片里最耳熟能详的四个字“组织批准”，应该说这四个字直接关系到当时所有中国人的命运，通过这部影片也可以看出，何为“组织批准”呢？也就是说当时的领导们以自己的私己的想法去代表着大家的意见，或者说就是领导个人主义，不然也不会闹出高考的重重障碍。虽然影片看到的只是一个老迟的个人形象，难道这个老迟不是当时整个社会统治阶级的缩影吗？
影片的人物们是用感恩的心看看待伟人邓小平的，但是这种感恩的方式似乎不一定能够得到我吗这代人的认可，我们面对历史的，用感恩是不行的，伟人的举措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点滴，不能用感恩、回复之类的词语来回馈他们，当时的伟人也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自己的政绩，让社会发展起来）做做出的举措，或者为了当时社会的需要，伟人也许会做出知青每天增加1小时工作的举措来也说不定的,大多数情况下，看待历史还是更需要哪怕有点冷漠，却相对比较中立和稳妥的客观和理性。
既然是高考，影片《高考1977》的主要角色当然应该是参加高考的年轻人。但实际上，影片给人印象最深的却是两个父亲。一个是农场革委会主任老迟，一个是历史反革命陈甫德。从性格和气质上说，这两个人物是截然相反的。老迟是个没文化的大老粗，他讲组织原则，讲党性，讲立场，但有点不通情理，甚至对知青有点粗暴；陈甫德是个知识分子，他充满父爱，为女儿不惜以身犯险，但却毫无组织纪律观念，甚至为了女儿高考可以私刻公章，冒充国家干部。说明影片还是将整个社会联系起来的。
故事中有2枚工章给我的印象最为深刻，一枚是老迟一直放在身上的的公章，这枚公章应该是代表着当时统治阶级的权利的乡镇，它可以决定任何人的命运。还有一枚就是陈甫德的私刻公章，在当年，这极可能为他带来杀身之祸。但为了向女儿赎罪，为了她的前途，他甚至不惜铤而走险。也许这是出于陈甫德的一种道德自信：当所有人都对他另眼相看的时候，他却一如既往地坚信自己的清白。于是，他私刻公章就不再是一种作奸犯科的下三烂，而成为一种为亲情自我牺牲的伟大的父爱。
与两个父亲相比，影片对知青群像的刻画又要显得更薄弱一些。有一个最后死于非命的小根宝，却给我一种深刻的触动。小根宝这个人物代表那一代知青中一种最为绝望的生存状态。他们从小学就开始抛开书本闹革命，与真正的老三届相比，他们的青春完全被政治动荡耗费殆尽，一俟高考恢复，命运的大门洞开之际，他们忽然发现，自己根本走不动了。机会来了，可他们却无力抓住。最后只能用死于非命让自己与那个黑暗的时代一起永远地沉沦下去。
影片中的潘志友是一个争议性的人物，我很难理解他的选择，所有的人都选择高考的离去，当年的电视剧《孽债》也是无数的知识放弃在西双版纳的生活，毅然回到生他们养他们的上海。而他却选择了留下，难道就真的是要实现自己当年的许下的诺言吗？我想这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情形。毕竟时过境迁之后，不是所有的牺牲都能得到后人公正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