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对党的最高领域的监督得以规范化
长期以来，党内就有这样的疑问，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如何监督它的执行机关，中央委员会如何监督政治局，党的最高领导人由谁来监督？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如何在闭会期间发挥监督作用？党员如何行使党章规定的要求罢免或撤换不称职干部的权力？等等。
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就曾指出：“健全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和民主集中制，要从中央做起。主要是：建立中央政治局常委向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全会定期汇报工作的制度，……建立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书记处的工作规则和生活会制度，使集体领导制度化，加强对党的领导人的监督和制约”。但，这些好的规定一直没有得到执行。到了20xx年10月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才首次实现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接受中央委员会和全党监督的规定。胡锦涛同志还在中纪委第二次全会上作出了：“从我做起，接受全党监督”的表态。《党内监督条例》明确规定：“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报告工作”。同时，还规定：“中央委员对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的意见，署真实姓名以书面形式或其他形式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或中纪委常委会反映”。这是一个重要的创举，体现了中央政治局在党内监督方面为全党起到了示范和表率作用。这一规定，使党内重大监督问题得以解决。
4．明确了党内监督的重点，解决了党内监督的难点
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的主要负责人，掌握着党和人民赋予的重要权力，如何确保这些权力用于为人民服务，是党内监督应当解决好的核心问题，也是长期以来党内监督实践中的难点和薄弱环节。虽然整个《条例》没有突出权力监督，但贯穿全《条例》的却正是权力监督。其中，《条例》明确提出：“党内监督的重点对象是：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这就是说，条例向社会发出了这样一个信号：在党内，没有任何人可以不接受监督，而且，越是职位高的领导者，越是主要负责人，越是被监督的“重点对象”。在这个问题上，任何掌权者都不存在不接受监督的特权。其中，包括党的最高领导人都有接受监督的义务。同时，《条例》也对“一把手”权力的监督给予了必要的法规保障。
此前，对于“一把手”的监督问题，在人们的潜意识中，尤其在那些位高权重的“一把手”的潜意识中，存在着相当程度的不能被监督或不会被监督的特权意识。如河北的程维高就曾给监督自己的郭光允罗列了“反对省主要领导人”的罪名；沈阳的慕绥新称自已为“党内个体户”，重大问题从来不经集体讨论；而沈阳的马向东在任上时曾17次去澳门豪赌居然无人管束；泰安的胡建学则说：“官做到我这一级，就没有什么监督了”。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被判入狱后就说：“要是当时有人敢于监督，自己又乐于接受监督，该有多好”。这说明，我们将监督的重点确定为主要负责人，显得何等重要，这是一条用沉痛教训换来的经验。
5、科学规范，可操作性强
《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不但全面阐述了党内监督的方针、任务、内容、重点、方法、形式，还明晰地确定负有监督责任与义务的组织和个人在实施党内监督中的地位、作用、相互关系、协调配合方式及工作程序。《条例》在制度和程序保障的设计方面充实、完整，表现出了较高的水准，并因确立各级纪委为党内监督的专门机关、统一规定了十项监督制度、规定了党代表的监督责任，赋予了舆论监督的法规保障地位，而在内容上出现了“四个前所未有”。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如何，是影响其实施效果的重要因素。在《条例》的起草过程中，吴官正同志曾指示，要本着抓重点，解决突出问题，不求全责备，不一劳永逸的原则来制定条例，防止因无所不包、面面俱到而分散了监督力量，降低监督效果。《条例》严格遵循了这个精神，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从党内监督的实际需要出发，着眼于解决时机成熟、可以解决的问题；其规定不是停留在抽象的、原则性的层面上，而是非常具体、细致、有针对性，因此便于操作，有很强的实践指导作用。
四、提高认识，扎实开展党内监督
高校既是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高级专门人才的场所，又是创造知识、培育民族道德精神的殿堂和引领社会思潮的标竿，高校所具有的这种特殊的社会功能和应担负的社会使命，使之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要保持高校良好的社会形象，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办好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就必须贯彻落实监督条例，加强党内监督，这是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