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中期外来的大规模直接投资带动了大量城市就业，而且吸纳了2000万青壮年农村劳动力进城支援国家工业建设，他们属于粮食“高消费”人口，约等于把当时5000万城市人口的城市粮食消费突然增加近一倍。
因此，为了国家工业建设和城市消费增加的需要，在当时条件下，也只能把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作为长期政策。
以上分析说明，第一次波动显然不是粮食生产不足的问题，同时统购统销和合作化、公社化也不是农业、农村和农民本身发展要求建立的制度。
5、第二次粮食供求波动——1959-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
第二次以粮食短缺为现象的供求波动发生在1959-1961年，正所谓“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众所周知主要是因为高度集体化和大跃进影响造成的，从本质上看仍然不是生产问题。
第二次粮食供求波动现象上是短缺——从1959年以后粮食供给连续三年大幅度下降。这次波动当然与1958年的“大跃进”有关，但主要原因是“一五”建立的苏联式资本密集的大工业初见成效后，必然出现两个内在规律：
其一，重工业为主的工业化进程必然“资本增密、排斥劳动”。于是，中国的工业化不仅解决不了城市自身的就业问题，而且还要不断向农村输出城市新增就业人口。这一方面造成60年代2千万人、70年代4千万人的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另一方面也使粮食统购统销制度演变为城乡二元结构的核心政策，30年来发挥了城市人口生存保障和限制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重大功能。
其二，国家工业产品必须完成“工农两大部类交换”才能形成扩大再生产的积累。在劳动力绝对过剩条件下、传统生产资料和简单工具组合起来的合作社对重工业产品基本没有需求，政府必然要求提高农业生产单位的规模，于是高度集权的人民公社应运而生。但是，公社化剥夺了农民的私有产权，使劳动者这个农业生产力诸要素中最重要的、起主导作用的要素不愿意积极投入。因此，本来不应该是生产不足的问题，更不应该是农业的问题。
如果说1955年的合作化还承认农民私有产权，那么到1957年的高级社就已经不承认了，人民公社更进一步否认了农民产权，造成了农民普遍的消极怠工，社队干部“瞒产私分”，从而导致1958年的“丰产不丰收”，统计产量增加，供给却大幅度下降；以及随后的“三年自然灾害”……。惨重的全国性损失教育了决策者和直接承担生命损失的农民，1962年农村经济政策调整,通过恢复“队为基础”和允许农民“三自一包”，重新恢复了农业生产。
二、改革后的4次供求波动基本上属于生产过剩型
1、1984-1985年的“卖粮难“和结构调整
第三次波动产生于1984年。是在全面推行“大包干”之后发生“卖粮难”。
因为1982-1984年全国推行的“大包干”就像50年代的土改一样，重新刺激了农民的积极性，粮食产量从原来不到6000亿斤，连续跨越6000亿斤、7000亿斤和8000亿斤三个台阶，到1984年超过8400亿斤。
我国粮食生产有一个特征，即人口上台阶，粮食上台阶。如果粮食产量的增加大幅度超前于人口增长，就必然出现过剩。因为，从百年历史的大跨度看，人口、粮食两条曲线是基本平行的。由于70年代以来实行的人口控制政策相对有效，人口增长曲线是平滑的。再考虑到80年代中期城市消费者还必须使用粮票，粮食的需求弹性很小；因此，在突然出现粮食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就会出现粮食供给过剩。
这是第一次明显的过剩型的粮食供求波动。现在总结二十年农村改革的经验，可以看到，大包干不仅提高了农业生产的产量，而且更重要的是解放了农民，农民有了自由，二、三产业才有了发展。1984年后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民收入都有所增长，就是由于乡镇企业的高速发展。1984-1988年，乡镇企业每年转移1300-1400万农村劳动力。农村经济发展了，农民消费也增长了，1984-1985年，农村零售额占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60以上，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农民消费的增长又拉动了轻工业的发展，同时也给乡镇工业的发展留下了一个很好的空间。所以那段时间国民经济呈良性增长。
2、1990-1991年的农业主产品卖难和农民收入连续下降
第四次是在1990-1992年农产品全面“卖难”，也是典型的生产过剩造成的。因为从1989年开始，国民经济连续三年在低谷中运行，城市有购买能力的需求下降导致农产品卖难，于是农民收入低增长，甚至个别年份负增长。
与过去不同的是，因为1984年卖粮难后农民自发地在80年代后期大幅度调整产业结构。造成这次不仅是粮食的过剩，而且也是农业主产品的全面过剩。1992年社科院农村所测算，20多种农产品收入弹性大于1的只有两种，说明大部分农产品已经供大于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