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文学篇》记载“孔兴公作天台赋成，以示范荣期，云：卿试掷地，要作金石声！”六朝人吟诗作赋，比前代更重视声音之美，所以孔兴公有这样自负的话。其实六朝以来，不只诗赋讲究声音，散文也讲究声音，骈体就是这个倾向发展的结果。当时很多文章读起来琅琅上口，形成一代文风特色。当然，声音讲究到极致，就成为文章的桎梏，导致“文多拘忌，伤其真美（见《诗品》）”。诗歌尚且不可过于拘忌，何况散文？骈四骊六的形式绝对不可。韩愈“文起八代之衰”，确是有其功劳。但其高明之处还在于他虽反对骈体桎梏，却没有把文章声音之美一概否定。《答李翊书》中：“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他反对人为的音节，提倡以气为主的自然音节。唐宋文家一般都重视声音之美，欧阳修的文章，使人读了有“一唱三叹”的感受，也就是具有声音之美的缘故。
文章要讲究声音，以便于朗读，使句子长短适度，声调抑扬铿锵，有助于打动读者，古来脍炙人口的名篇，内容未必十分高明，声音却是非常讲究。
当然，文章讲究声音之美，决不是单纯追求形式，而是为了效果。而且，不论骈文或者散文，过分注重声音，都会“失其真美”，桐城派某些文章读来琅琅，格调却不高，原因在此。不过“桐城谬种”固然要反对，却不能走向另一极端即根本忽视声音。现在某些文章，就思想内容来说，非古时可比，但传颂于世的不多，读不响是重要原因。
再次，最好带有感情。
这方面梁启超说得好：“笔锋常带情感”。文章要打动人心，就应该带有感情。抒情类文章自不在话下，说理文章也应如此。现在有一种成见，说理与抒情不能并存。其实不然，《论语》、《孟子》固是如此。再揪出《庄子》作例子，《徐无鬼篇》一段：“庄子送葬，过惠子之墓，顾谓从者曰：‘郢人垭慢其鼻端若蝇翼，使匠石斫之。匠石运斤成风，听而斫之，尽其垭而鼻不伤，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闻之，召石匠曰：“尝试为寡人为之。”匠石曰：“臣则常能斫之。虽然，臣之质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语言之矣”。鼻端一点白粉，抡起斧头砍去，白粉去而鼻不受伤，这是匠石技术高超。但也需要有郢人那样沉着的对象跟他合作才行。郢人已死，匠石技术就无从施展了。庄子善讲道理，但惠子一死，他就失去了辩论的对象，于是无限感伤。旨在说理，却似叙事，似叙事，又抒情，兼而有之。而且情在理中，不言而喻。寥寥数语，一篇《思旧赋》跃然纸上，说理抒情相辅相成、完美统一。
清代某些学者写文章，往往只要考据而不要辞章，只要科学性而不要感染力。这种文风影响了后来一批人。但顾亭林、全谢山的著作以及章太炎早期著作就不尽如此，鲁迅更不是这样。他的文章“笔锋常带情感”，哪怕一篇序文，两句感叹，也是热情洋溢的。噢，还有^***，他在谈自己的情感变化时，感情深厚，说来娓娓动听，如话家常。他们的文章，是应该仔细揣摩、认真体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