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消极方面：由清朝官府举办，为维护反动统治服务（3分）；军事工业主要是为了镇压人民革命，不能为国求强（2分）；民用工业是为解决军事工业的困难，不是为社会求富（2分）；在很大程度上被洋人控制利用（2分）；经营管理腐败（2分）。
文字表述（1分）：文句基本通顺，思路清晰，积极方面与消极方面不混淆颠倒。”
上述11项计分要点显然还难以贯彻命题组“旨在考查独立思考能力”的意图。
先拿“积极方面”的计分要点来说，前4项均取自教材，无须独立思考。考生如果选定以“积极方面”为主，只要按教材答出这4项，即可得该类要点的全分（9分）。第5项虽在教材中尚无现成的概括，但许多考生也不难答出自己所熟悉的洋务官僚办新式学堂、派幼童留美等教育举措，从而向该要点靠拢，可望像绿荫场上的替补队员一样，弥补前4项所答之不足。况且，若从考生独立思考的角度着眼，其中有的计分要点虽与教材一致，却并不十分规范，需要斟酌。例如，以军事工业为先导的洋务运动之于近代国防建设（包括创建海军）的积极作用在“评分说明”中不曾有所体现，只在“消极作用”中作出规定，要求考生答出“军事工业主要是为了镇压人民革命，不能为国求强”，把洋务运动对外国侵略势力的抵制局限于“外国经济势力”的抵制，均有欠精确和全面，从而影响少数确有独立思考能力的考生在此类要点上得分。有一部分考生十分熟悉曾国藩在强调购买与仿制西洋船炮之必要性时说过的一句话：“可以剿发捻，可以勤远略”，进而答曰：洋务运动的兴起既有镇压农民起义的一面，也有抵抗西方侵略的一面，而且后者并非可有可无。显然，这一部分考生已不满足于教材上的论点，其见解虽与评分标准相左，却显得言之有据，理当得分（甚至可列入创见之例给予高分）。这是因为，至少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告诉我们，军队作为国家机器的主要构成之一，本来就具备对内与对外两种职能，至于以何种为主，当视具体情况而定，但二者不可偏废。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所创导的洋务运动不是发生在“天京事变”发生前洪杨起义军高潮迭起和锐不可挡之时，却恰恰发生在太平天国已经江河日下而英法联军势不可挡乃至血洗京师之际，其对内职能与对外职能究竟谁主谁次，就值得我们推敲。应该说，曾国藩所称“勤远略”之“远”，并非“遥远”之意，而是“长远”之意与“根本”之意。再过十年，曾国藩目睹“海国环伺，隐患方长”，视“御备强寇”“为第一要义”，其心境更是一目了然。曾国藩是如此，左宗棠、李鸿章、奕•等人也大致如此。
至于“消极方面”所列的要点，教材的概述付之阙如尚在其次，这些要点能否相对准确地概括洋务运动的“消极方面”，考生通过切实的独立思考之后能否靠近这些要点，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关于这一点，似乎也存在推敲的余地。
第一、从考分的分布角度来看，“由清朝官府举办，为维护反动统治服务”与“军事工业主要是为了镇压人民革命，不能为国求强”所概括的似乎是同一个层面（政治属性）的内容，将二者并列计分，似有重复之嫌。
第二、上文已经提到，说“军事工业主要是为了镇压人民革命，不能为国求强”，还有待充分的论证。至于民用工业，它的发生固然与李鸿章等人基于军工产品的原料、燃料、经费与交通运输的考虑有关，但这与“为社会求富”并不矛盾，并不等于说李鸿章等人所创办的航运、纺织、煤矿、冶炼、电报、铁路等民用工业与“为社会求富”毫不相干。
第三、回答洋务运动的“消极作用”，应当着重从洋务运动本身的负面效果中去寻找，看它究竟给国家和民族带来哪些危害与不良后果。“评分说明”所列军事工业与民用工业的目的等项，即使完全符合事实，也很难直接说明洋务运动的“消极作用”，因为目的与结果毕竟是两回事。基于同样的道理，将“由清朝官府举办，为维护反动统治服务”也定作“消极作用”，并且列为榜首，其考分还高于其他4项，也显得不大合适。把洋务运动“由清朝官府举办，为维护反动统治服务”视为“消极作用”，言下之意就是希望洋务运动不由清朝官办，希望曾、左、李辈不去维护清朝的统治，这显然类似于超时空的想象，或者说近乎对历史的苛求。在答题中，多数考生无疑都能揣摩出命题者和阅卷者的主观意图，都对洋务官僚维护清朝的反动统治与洋务运动不曾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大加声讨，而且很容易得高分，却反映了一种貌似历史唯物主义实则与历史唯物主义相抵牾的思维定势，亟待适当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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