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教育模式老化。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党员的思想、观念发生着巨大变化，需求随之改变，传统教育模式的弊端迅速显现。一是教育要求的单一性与党员需求的多样性不相适应。少数党组织忽视了教育对象需求的差异性，没有从实际需要出发，在教育要求上过于强调一致性，不能做到因人施教，因材施教。二是教育内容的单一性与党员思想的多维性不相适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决策多元化、利益多样化，带来了党员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多元化，而少数党组织在党员教育内容上单一、空洞，不能贴近党员思想实际，无法解决深层次上的观念问题。三是党员教育形式的静态性和党员活动的动态性不相适应。流动党员的流动性、分散性，使党员教育在人员、时间上都难以落实。四是对流动党员管理教育缺乏系统研究，管理口径不一，操作简单，弱化了党组织对流动党员的吸引力和号召力。
（三）党员意识淡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物质文明的丰富和不健康思想的侵蚀，导致思想观念物质化。正是由于党组织管理的缺位和教育的不到位，导致党员的党性意识弱化和宗旨意识淡化。一是由于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利益分配和就业方式多样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市场经济的利益驱动规则、求利观念难免渗透到党内生活中来，导致一些人理想信念动摇、价值取向异化、社会行为失范。二是放松了政治理论学习。一些党员放松了政治理论学习，放松了自我要求，思想观念不能与时俱进，辨别是非能力退化，抵御腐蚀能力弱化，对金钱、物质、个人利益考虑过多，对社会上一些负面现象不能正确认识，尤其是当个人利益受到冲击时，便心理失衡，抱怨组织、抱怨领导。三是思想变动大，组织纪律观念不强。由于跨地域流动，一部分流动党员脱离了党组织的纪律约束，“免疫力”减弱，少数行为自由化明显，把参加党的组织生活当作是给自己找麻烦。同时，由于个别党员入党动机不纯，把入党看成是到党内捞好处，一旦没有好处了就想脱离组织管理，把自己等同于普通群众，不愿履行党员义务，甚至长期不交党费，使自己逐步游离于党组织之外，成为“自由分子”，不珍视党员身份，对组织的认同感淡化，认为党员称号只是个政治荣誉，在经济活动中靠的是挣钱，不愿公开自己的党员身份。四是个别党员在岗时，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因为下岗带来巨大生活落差，对党组织这个“娘家人”心生怨气。
（四）管理思想不统一。极个别党组织不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对流动党员的工作生活关心不够，不知道流动党员在想什么、盼什么，对他们思想上产生的困惑和疑虑没有及时帮助解决。有的对流动党员生活困难不能及时解决，造成党员感受不到组织的温暖，逐渐产生了离心情绪。集中表现为：一是“小块论”，认为流动党员只占党员总数中的极小部分，抓不抓无碍大局；二是“无关论”认为流动党员四处分散、情况复杂，教育管理工作难度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三是“无精力论”，认为党组织面临的工作千头万绪，抓日常经济工作及在岗党员教育都忙不过来，没有精力去管流动党员，工作中表现出“力不从心”。
（五）流动党员管理办法有漏洞。从党员个人方面讲，少数流动党员对持《流动党员活动证》作用认识不清楚，对《流动党员活动证》使用不积极、不主动。从党组织角度讲，《流动党员活动证》使用对党组织缺乏约束力，对《流动党员活动证》颁发、接收等环节虽有明确的规定，但可操作性不强，使流出地、流入地党组织发证、接证的积极性不高，影响了《流动党员活动证》的使用。
（六）党员管理机制滞后，造成对流动党员难于有效管理。一是流动党员的流入地党组织不愿接收，流动党员本人不与流入地党组织联系或不公开自己的党员身份，造成党员不找组织，组织找不到党员的现象。二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市场竞争不断加剧，下岗职工党员返乡、农民外出务工党员不断增多。三是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离退休党员也在逐年增多，退休后返乡、居住外地的也不少，流动性增强，相关的管理制度相对滞后，缺乏实用性、操作性，以上几种情形给党员管理增加了难度。
（七）部分党务工作者素质能力偏低，管理方法不活。新形势下，一些党务工作者不注重提高自身素质，知识老化脱节，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步伐。面对新形势、新任务，一些党务工作者缺乏政治敏感度和政治鉴别力，不注意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对在市场经济新形势下，党员管理如何定位，该管些什么，该怎么管，缺乏深入的研究。工作缺乏主动性，消极等待、被动应付。在工作中务虚有余、务实不足，在工作方法上局限于老办法，讲究形式、忽视实效，与市场经济的发展不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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