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上，全面考查了干部，纯洁和巩固了干部队伍。各部队在思想整顿的基础上，有计划有领导地进行了组织上的整顿，普遍地审查了排级以上的所有干部，基本弄清了干部的历史、政治面目和各种社会关系。如军直有个别干部，在白区担任交通工作时，曾被敌人秘密捕捉而自首，过去未向组织交代，在整风队通过学习提高了觉悟，经过激烈的自我思想斗争，终于翻然悔悟，主动彻底作了交代，放下了包袱，获得群众和组织上的公正结论。同时，通过整风，也进一步了解了干部的工作和思想情况，发现了大批德才优秀的干部，他们对党忠诚，作战勇敢，作风正派，联系群众，在整风中受到培养锻炼，成为运动的骨干，有的后来被提拔到重要岗位上，为党的工作做出了优异成绩。
1944年5月，我们第1师政治部在《抗敌》杂志上出了五六月号“整风反省专辑”。从抗大9分校参加整风的几百名学员中，选出18位同志的反省材料印发党内。经历史检验，在这些材料中，有些是不实的，是某些过火斗争的反映；有些是迫于当时的形势，牵强附会，上纲上线过高：但也有不少同志是出于对党的忠诚，从严自觉检查自己的思想与过失，达到了改造思想，提高觉悟的目的，因此，总的说，第1师的整风运动，是在坚持一线对敌战斗的前提下进行的，是以正面教育为主的。营以上干部集中整风的某些偏差及时得到了纠正。从整风运动对于思想教育的意义上可以看出：一、当时我们抗日部队的成员，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尤其是抗战爆发后参加革命的同志，
虽然绝大多数具有爱国民族意识和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但也有不少人是怀着各式各样的动机加入抗战队伍的。他们在思想上并未确立共产主义人生观，而保留着旧社会的思想意识，有的在行动上做了些对党对革命不利的事情。但经过这次整风，大家认识了自己，改造了自己，提高了自己，思想和行为就有了一个新的高度。这既充分证明了整风的必要性，又反映了整风的丰硕成果。二、在当时残酷激烈的三角斗争中，日伪军和国民党在同我们武装对抗的同时，还利用待种手段千方百计、无孔不入地破坏我党我军。但通过这次整风和审干防奸，受害者提高了觉悟，翻然悔过，自觉自愿地反省自己的失误，揭露敌人的罪行，决心立功赎罪。我们视他们为自觉的革命行为，不但未加什么处分，还充分肯定赞扬他们的举动，分配了适宜的工作，连内部印发他们的材料时，也没有点他们的名字。这既深刻地教育了他们，又教育了广大指战员。这是整风运动的成功，是党的真理的胜利，是敌人阴谋的彻底破产。三、整风过程是思想改造的过程，是痛苦与愉快交替的过程。经过
剧烈的内心斗争，有各式各样的问题者，其思想终于被无产阶级的真理所战胜，犹如洗了一个政治思想“澡”。个人获得了无限的轻松。部队则为先进思想所武装，队伍整齐了，思想一致了，步调一致了，战斗力也就空前提高。新四军的整风运动，成绩和收获是重大的，主要的，但也有偏差。主要是受到康生在延安搞“抢救”运动制造冤假错案的影响，发生了一些“左”的错误，个别地区、个别单位发生过错斗、错捕现象。
在1943年秋至1944年整风审干期间，华中局本身就发生了饶漱石打击陷害陈毅同志的事件。华东干部称为“黄花塘事件”，对此，1955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的批判“高饶反党联盟”的扩大会议上曾有专题结论。
在饶漱石整陈老总时，我也是挨整者之一。当时华中局整风会议结束后，饶把我们少数人留下，逐一“单个教练”。他给我归纳了三条“罪状”：一说第1师知识分子多“是阶级路线有问题”；二说我坚持执行了陈老总关于“让租让息”的政策是“改良主义”；三说我跟随陈老总，中立李明扬，是“右倾机会主义”。他一箭双雕，既打击了陈老总，又是对我的迫害。会后，将我由第1师兼苏中军区政治部主任，降职为苏浙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我个人对于职务一向是不太看重的。我基本上干了一辈子副职，多数情况是正职或未到职、或生病、或有他任，而由我主持全面政治工作。我把职务的变动视为党的事业需要，从不计较。唯独饶漱石等人在黄花塘整我与降职，在我心灵上留下了很大的创伤。
军部3科电训队在整风审干中，在饶漱石亲自掌握和具体布置下，贯彻执行康生搞“抢救”运动的那一套，以秘密反特斗争的一套方式，采取“突然袭击”和“车轮战”等逼供信方法，搞出了一些所谓“特务、反革命分子”，而且逮捕了几个“反革命分子”，弄得人人自危。淮北地区也曾发生过“反特”的假案，把总共只有200多人的淮北中学，搞出“特务、反革命分子”达56人。淮南第2师5旅某团，把审干工作扩大到连队战士，在新战士中“查出”不少受过“特务训练”的人。历史证明，当时被诬为“国民党员”、“三青团员”、“特务”，“反革命分子”的同志，绝大多数都是好同志，对党是忠实的，对敌斗争是坚决的。当然，也确实有个别的敌人钻进我们的内部，进行各种破坏活动，但为数极少。即使是这些人，问题搞清之后，经过教育改造，除个别极端分子外，也是可以争取为革命出力的。1943年8月，谭震林同志在总结第2师和淮南区整风工作时指出：从揭发的内奸数目看，是相当的多，但其中有些是弄错了的。从历史发展看，国民党在抗战初期尚有一定程度进步性，且日寇迅速侵入，使其在敌占区的各种机构包括特务机构垮台，如说国民党那时就有社会化群众化的特务政策，是不合事实的。日寇侵华初期是重视国民党而轻视共产党，只有1940年以后，因其受了八路军新四军很大打击，才在加紧对我们军事“扫荡”与“清乡”的同时，进行大规模的特务活动。而我党我军今天的中下级干部和战士骨干，绝大多数是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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