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提高输入效率：同样一种机构，在处理诉求输入问题上，其效率可能是不同的。这与该机构的权限、人数、工作时间、物质资源、管理方式等有密切的关系。同样，对于一个代议机构来说，如果有真实的权力、足够的人数、充分的时间以及丰厚的经费等，它就有可能高效率地处理诉求，反之，就会面对众多的诉求而无能为力。
3．
压缩输入数量：任何一种输入系统的输入能力都是有限的，如果它所直接面对的诉求量过于庞大，即使一个三元分化、通畅高效的输入系统也会发生阻塞现象。压缩输入数量，并不是将大量的诉求排除在输入系统之外，而是将分散的诉求进行集中和综合，然后输入到政治系统。将不同人的同一种意见集中成一条意见和不同的意见综合入一项涵盖面更广的诉求。而这些压缩过程需要相应的角色和机构来完成。
在现代政治系统中，这三种解决输入问题的方式大多围绕着代议机构来进行。在三元输入系统中，代议机构是输入民众诉求的最重要管道，其输入效率的提高对于避免或减轻输入超载和输入失败问题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输入数量的压缩往往通过非代议机构进行，但这些机构是围绕着代议机构运作的，其压缩后的诉求大多要进入代议过程。
三、提升人大代表履职水平
我们把民情上达理解为诉求输入，关键是要改进和完善代议制度。现在，我国从形式上建立起了三元输入系统，即由行政、司法和代议机构构成的系统，但在实际运作中比较接近党政一元输入系统，民情上达表现为“官僚-民众”模式。如果官僚出现冷漠态度，这种模式就会陷入僵化或瘫痪。而官僚的冷漠是行政系统的通病，在监督机制不力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也就难免出现输入失败现象。
对输入失败所引起的严重后果，核心决策层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认识。这种认识主要来自于对社会不稳定的担心，强调要深入开展社会矛盾纠纷的排查调处，尽可能地倾听和满足群众的合理诉求，妥善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将社会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这与单纯的“重典治乱”有很大的不同，转而重视解决诉求输入的失败问题。但是，仅仅从社会治安和化解矛盾的角度看待输入失败问题，并没有跳出“官僚-民众”的传统思维，更没有进入三元输入模式的现代思维。后者要求以代议制为基础来思考和解决民众诉求问题。在代议制构架下，代议机构是表达和实现民众诉求的核心机构，人大代表是表达和实现民众诉求的主要角色。
在代议制度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实践中，人们面临困惑：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权力机关的地位在现实中难以得到体现。这种困惑衍出两种想法：一种是认为在中国现有体制下，人民代表大会只是一种形式，不可能有实质性的作用，不值得给予关注；另一种则极力主张要落实宪法赋予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让人民代表大会成为事实上的权力中心。前者过于消极，后者过于理想。一种务实的态度是：充分挖掘现有制度的潜力，解决现实中的政治问题。政治制度的创新是非常不容易的事，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创立过程中曾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而这种制度本身符合现代政治理念，可以容纳相当程度的政治发展。如不充分挖掘和利用这种制度的价值，就会带来制度资源的极大浪费，增加政治发展的成本。然而，在挖掘这种制度潜力的过程中，要放弃某种不切实际的想法——让人民代表大会成为实际上的权力中心。发展中国家的宪法通常描述的是一种想要实现的状态，而不是现在应该拥有的状态。因此，仅仅靠理想原则来指导人大实践，往往寸步难行。这种理想原则实际上反映了传统代议理论中“选举式民主”和“立法式民主”的理念。在现有体制下，“选举式民主”主要是将政党所建议的人选合法化，“立法式民主”主要是将政党所建议的政策合法化。这两种过程不需要代表们花费多少时间和精力，尤其不需要地方人大代表花费时间和精力。这是人大代表无所事事的原因之所在。无论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社会的发展在政治系统的输入层面增加了越来越大的压力，这种压力仅仅依靠选举活动和立法是难以缓解的。这就要求在代议政治理念上改变“选举式民主”和“立法式民主”的传统思路，转而重视“参与式民主”，增强代议机构作为输入管道的功能，让人大代表成为民众诉求进入政治过程的主要中介。
对于地方人民代表大会来说，增强“输入管道”功能具有更重要和更迫切的意义。如果大量的民众诉求通过人大代表进入政治系统，输入超载和输入失败现象就会大为缓解。就拿武昌区来说，如果各位人大代表承担起输入管道的职能，大量的民众诉求就不会涌向吴天祥办公室，形成输入超载现象。如果吴天祥处理民众诉求是出于良心和品德，那么人大代表处理民众诉求则是出于职责和义务。当政治系统内的职责和义务得不到充分履行时，民众就只好寄望于官员们的良心和品德，这是政治系统运行不畅的一个症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