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以后，大量农民涌入城市，成为城市的产业工人，也就是媒体所称的“农民工”。“农民工”这个概念的出现是国家将公民划分为城乡两种身份的的结果，具有时代的局限性。但在许多城市中，农民工已经成为社会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是他们却不被他们所服务的社区所接纳，甚至被排斥。他们在城市里找不到自己的社会位置，他们的社会身份决定了他
们无法享有与城市居民同样的权利。①传承人类文化、向社会提供消息和娱乐为己任的都市媒体对农民工的报道，存在着失衡的状态。
媒介对农民工的污名化
社会学家孙立平指出，在我国城市中，对农民工的污名化现象普遍存在。肮脏、随地吐痰、偷盗、不礼貌、不文明等，在某些报道中似乎这些就是农民工的特征，一个地方一旦发生了刑事犯罪，人们也总是首先将怀疑的目光投向进入城市的农村人。②中国传播学会会员、香港城市大学传播学博士生李红涛曾对《工人日报》、《北京晚报》、《成都商报》三份报纸一年间的112则报道样本做了内容分析，结合“以农民工为主角的个体事件报道中的事件类型”，考察了“农民工在事件中的形象定位”。结果发现，农民工在媒体报道中完全纯负面形象的比例为9.8%，若将负面形象与“被侮辱与被损害”形象中偏向消极的形象建构累加起来，应该在20%～25%之间。在个别事件的报道和一般化的对农民工形象塑造中，都存在着对农民工污名化的倾向。
在媒介视野中，农民工被塑造成为主流群体的“他者”而存在，他们被认为是弱势的、病态的群体，所有媒体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农民工的讨薪欠薪难题、农民工权益保障、政府部门有关农民工问题的会议和政策、社会治安和刑事案件等相关议题，不难看出，报道中农民工被打上无力、无能、需要扶助等弱势形象的烙印，被定位在“需要拯救”的刻板印象中。
媒介中的农民工失语现象
面向城市人群的都市报近10年来发展迅猛，几乎每个省会城市都有至少1～2家都市生活娱乐类报纸，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受众只拥有一家全国性的日报。而流行杂志所面向的读者群是城市中产阶级；广播电视节目的策划追求中产阶级的格调和口味；号称新媒体的网络不仅在入口处就已经设置了经济文化的多重障碍，而且各网站的定位有着更明显的城市化、年轻化、小资化的取向。③根据一项外来劳工社会研究项目的调查显示，农民工中有40%的人平时参加打牌、逛街、喝酒一类的娱乐活动，35%的人平时没有娱乐活动，只有25%的人平时有看电视、上网、读书报等媒介接触行为。这样的情况表明，愿意接触媒介的农民工并不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媒介针对弱势群体的节目太少造成的，媒介有无法推卸的责任。
农民工形象被曲解的深层原因及后果
传媒对农民工的歧视，最本质的原因是传媒产业化促使传媒极力追求利益的最大化。④在此过程中，他们常常或主动或被动地将信息资源交由市场规则来进行分配。出于信息成本的考虑，他们到农村去获取新闻信息的成本远远大于在市区内，而收益却非常小。所以，农民工的信息表达权就在这样的经济利益权衡下丧失了。
其次，城市市民的观念向媒体流动，导致了媒体对这一城市外来群体的歧视。很多城市人自视甚高，认为农民工的素质低，为了迎合这些市民的论调，媒体的宣传也逐渐趋向与市民一致，在报道上歧视农民工。
第三，媒介产品的消费者是双重的，第一重是被受众消费，他们消费的是媒体的实体产品，即报纸上的新闻或者电视上的节目等；第二重是被广告客户消费，广告客户借助媒体在受众中形成的注意力和知名度，付出一定的金钱来获得一定的时间或空间用以宣传自己的产品。媒体的第二重消费尤其重要，因为媒体需要这些收入来获利。而广告商在选择媒体的时候，除了媒体的知名度以外，更会在意媒体的受众是否和自己产品的目标消费者相契合；而从购买力和影响力上来说，农民工不是合适的对象，相反大众媒体更在意的是主流人群，也就是有消费能力的中产阶级。所以农民工的话语表达空间就牺牲在媒介的市场逻辑之下了。⑤
谭诚训认为，农民工的社会形象错位，是由媒介无形中产生的城市视角造成的。媒体只报道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弱势形象，而他们的强势形象却一直被忽略。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说集中反映出我们媒体中存在的那种偏狭的城市视角。通过这样一种偏狭的视角，农民工在媒体上呈现的只能是弱势和边缘的一面。⑥
作为现实状况，传媒歧视的产生有其必然性，但是传媒歧视的长远影响不但会日益加剧社会的知识信息鸿沟，破坏平等公正原则，带来诸多社会问题，同时也会影响和扭曲大众传媒自身的发展，导致传媒最终丧失作为公共领域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