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常卿韦挺曾经上书唐太宗，陈述他治理国家的得与失。太宗写了一道诏书送给他说：“你所呈上的意见是极正直的言论，言辞和道理都值得观赏，我很是欣慰。春秋时齐国发生内乱，管仲有射中齐桓公之罪；晋国蒲城的争斗，勃鞮曾有剑斩晋文公衣袖之仇。但齐桓公重用管仲，没有猜疑；晋文公对待勃鞮像老朋友，没有什么差别。这是臣子各为其主，心诚不移。你的忠诚，从这份奏章中可以看出来。如果你能保全这种大节，那么就可以永远保全美好的名声。如果懈怠了，不就可惜了吗。（希望你）自始至终勉励自己，做后人的表率。这可以使后来的人看今天所发生的事，就像今天的人看古代所发生的事一样，这样不是很好吗？我过去没有听说我的过错，也没看见自己的缺陷，都是依靠你们这些忠信、诚实的人，屡次提出好的建议，用来丰富我的思想，如果仅靠我一个人，哪里值得一提呢！”
贞观八年，唐太宗对侍臣们说：“我每当无事静坐，就自我反省。常常害怕对上不能使上天称心如意，对下被百姓怨恨。只想得到正直忠诚的人匡救劝谏，希望让我的视听能和外界相通，使下面没有积怨。此外近来见到来奏事的人，大多有恐惧（的深情），说起话来以致语无伦次。平时奏事，情况尚且如此，何况要折面谏诤，必然害怕触犯逆鳞。所以每当有人直言进谏，纵然不合我的心意，我也不把这话当做触犯龙颜。假如立刻发怒斥责，很害怕人人心怀恐惧，岂敢再说话！”
贞观十五年，唐太宗问魏徵：“近来朝臣都不议论政事，这是为什么？”魏徵回答说：“陛下虚心纳谏，本来应当有话说。然而古人说过：‘不被信任的人劝谏，会被认为是毁谤自己；已被信任而不劝谏，就叫做尸禄。’但是人的才能气度，各有不同：懦弱的人，心存忠直而不能进谏；被疏远的人，怕不被信任而不能进谏；贪恋禄位的人，担心不利于自身而不敢进谏。所以大家沉默不言，应付着混日子。”太宗说：“这些现象确实像你所说。我常想，人臣要劝谏，动辄害怕有死亡之祸，这和赴鼎镬被烹杀、冒刀剑被斩杀有什么两样？因此忠贞的臣子，并非不想竭尽忠诚，竭尽忠诚实在太难了。所以夏禹听了好的意见要拜谢，岂不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如今敞开胸怀，接受谏诤，你们无须因为害怕，就不敢极力进言。”
贞观十六年，唐太宗对房玄龄等人说：“正确了解自己是明智的，（但要做到）实在是困难。比如会写作的文士、有技巧的工匠，都自以为有长处，别人比不上。如果（让）著名的文士、工匠来商讨评价，杂乱的文辞和拙劣的技艺就显现出来。由此说来，君主须有匡救谏诤的臣子，来指出他的过错。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事情，单靠一个人来了解判断，即使再辛苦劳累，怎能处理得尽善尽美？我常想魏徵遇到问题时就谏诤匡正，多次切中我的过失，就像用明镜来照形体，美与丑必定显现出来。”因而举起杯子给房玄龄等几位敬酒，勉励他们（也这样做）。
贞观十七年，唐太宗问谏议大夫褚遂良说：“从前虞舜制作漆器，夏禹雕饰祭器，当时劝谏的有十多人。饮食器皿一类的小事，何必苦谏？”褚遂良回答说：“从事精雕细琢会妨害农耕，编织五颜六色的彩带会妨碍妇女的正常事务。首创奢侈yin逸，就是危亡的开端。有了漆器不满足，必然要用黄金来做。有了金器还不满足，必然要用玉石来做。所以谏诤之臣必须在事情的开端就进谏，等到已做完，再劝谏也没有作用了。”太宗说：“你讲得很对，我所做的事情，如有不当，不论是在刚开始，或者是将做完，都应当及时进谏。近来我翻阅前朝史书的记载，有时臣下进谏，君主就回答说‘已经做了’，或者说‘已经同意做了’，终究不肯停止改正。这样下去危亡的灾祸在一反手之间就会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