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机关应用文的语言(上)
不同的文体，有不同的社会功能，也形成了不同的语言特色。机关应用文的语言究竟有什么特色呢?让我们先作个简单的比较。 机关应用文和别的文章一样，都离不开写人、写事。关于写人，《红楼梦》中的贾雨村是这样出场的：“葫芦庙内寄居的一个穷儒——姓贾名化、表字时飞、别号雨村的走来。这贾雨村原系湖州人氏
，也是诗书仕宦之族，因他生于末世，父母祖宗根基已尽，人口衰丧，只剩得他一身一口，在家乡无益，因进京求取功名，再整基业。自前岁来此，又淹蹇住了，暂寄庙中安身，每日卖文作字为生，故士隐常与他交接。”而在一篇调查报告中，介绍一位工程师时，却用的另一种语体：“张××，男，现年四十二岁，一九六二年清华大学机械系毕业，可阅读英、日外语专业资料，工作勤勤恳恳，积极努力。近年来，工厂的几项重大技术课题，都有他参与或是在他主持下攻克的，被公认为‘全厂一号技术尖子’。他从一九五七年起便申请入党，但因出身于地主家庭，哥哥曾被错划‘右派’，工厂一些领导认为，对他只能在技术上使用，不能在政治上重用。因此至今仍被关在党组织的大门之外”。
关于写事，《水浒》中有一段“鲁提辖拳打镇关西”，其中对鲁达的三拳是这样写的：“只一拳，正打在鼻子上，打得鲜血迸流，鼻子歪在半边，却便似开了个油酱铺：咸的、酸的、辣的，一发都滚出来。郑屠挣不起来，那把尖刀也丢在一边，口里只叫：‘打得好！’鲁达骂道：‘直娘贼！还敢应口！’提起拳头来就眼眶际眉梢只一拳，打得眼棱缝裂，乌珠迸出，也似开了个彩帛铺的：红的、黑的、绛的，都绽将出来……郑屠当不过，讨饶。鲁达喝道：‘咄！你是个破落户！若只和俺硬到底，洒家倒饶了你！你如今对俺讨饶，洒家偏不饶你！’又只—拳，太阳上正着，却似做了一个全堂水陆的道场：磬儿、钹儿、铙儿，一齐响。”而在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刑事判决书中一段枪杀的叙述，却是另一个样子：“当时，黄克功即拔出shou枪对刘威胁恫吓，刘亦不屈服，黄克功感情冲动，失去理智，不顾一切，遂下最后的毒手，竟以打敌人的枪弹对准青年革命分子的刘茜胁下开枪，刘倒地未死，尚呼求救，黄复对刘头部再加一枪，刘即毙命。”
从这两组文字的对比看，无论写人还是写事，语体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从机关应用文的角度看，语言的使用主要有以下四个特点：
一是平实。机关应用文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而说服读者的，不是用形象化的描绘去感染读者。因此在阅读中，不包含欣赏的因素。这种特点的突出表现是：
实在。它不用烘托、渲染等手法，而是实实在在地写下去。同样写人，机关应用文和小说所使用的语言却大不相同。比如《红楼梦》写贾雨村，是先写总貌“穷儒”，再报姓名字号，然后讲出身、追求，最后写现状。用语是动静结合，动中写静，笔调曲折，有起有伏。调查报告写张××，则是直接介绍姓名、性别、年龄、经历，平铺直叙，不转弯子。同样写事件，鲁达的三拳，拳拳描绘，层层深入，有意渲染，色彩斑斓，腾挪跌宕，十分感人。而判决书写枪杀，却是如实叙述，一丝不苟。
质朴。如实地表现事物的本来面目，不允许有类似“燕山雪花大如席”、“白发三千丈”之类的艺术夸张。妥贴的夸张，在诗歌中会成为名句，而在机关应用文中则会成为笑话。有些机关应用文的作者，为了追求生动性，常常在写作中搞一连串的修饰语、形象词，类似前些年简报上的什么“红彤彤”、“气昂昂”、“凯歌阵阵”等等，不仅文章显得虚泛、空洞，丧失说服力，而且形成一种装腔作势、娇柔造作的文风，十分要不得。
通俗。机关应用文的用词造句，都应当力求大众化，避免用生僻晦涩的字句。有些同志在机关应用文中常常喜欢使用一些半文半白的词语，如放着现成的“他”不用，而用“其”；放着现成的代词不用，要用“与之”。还有的用些半通不通的词句。如“他的变化很大，前后简直判若两个人”。把“判若两人”这个文言词组写成“判若两个人”，不仅很不和谐，而且成了笑话。还有的同志故作高雅，硬要在文件中搞一些文言虚语，好象《镜花缘》中淑士国里的酒保，“请教先生，酒要一壶呼?两壶呼?菜要一碟乎?两碟乎?”结果，也只能引人发笑。
二是得体。机关应用文的语言要和作者的身份、读者对象、所要达到的目的，以及客观环境和谐一致，恰到好处。说什么，不说什么，说到什么程度，用什么语气，选择什么词汇，都要考虑最后的效果。过去曾有一段时期，在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接待外宾的通讯报导中，常常使用“接见”两个字，周恩来总理看后，指示记者改成“会见”，即双方会见。这就避免了使外宾有我们居高临下的不愉快感觉，体现了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精神，改得非常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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