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问题是利益格局，这是现有的问题，因为现有的法律制度相对来讲我们说是技术经济的流毒也行，历史上官本位的传统流毒也行，反正传统的法律是保护权利、比较漠视权利的，你把这个根本的东西改变过来是一个艰巨的过程，这里面有一个重大利益的调整，我们知道社会转变时期，利益调整非常迅速，利益的分化、组合也很多样，特别是我们新的阶层出现了，有些阶层地位下降了，实际收入下降了，这样的利益调整给政府带来很大压力，政府应该如何处理，并且由于政府养了一大批公务员，他本身也是有他的即得利益，所以你任何一个法律都是对利益的调整，是对利益矛盾冲突的处理、裁定或者我们说是利益矛盾的焦点上开一刀，那么这刀开下去必然要涉及到不是损害我的利益就是损害你的利益，这里面就涉及到和谐社会怎么处理法律和利益调整的问题。
所以行政法向前发展就应该注重关注民主的利益，民主利益不是铁板一块，又分了很多层次和利益群体，在这种情况下依法行政的问题会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会涉及到公务员队伍的利益，涉及到普通老百姓的利益，普通老百姓中间、普通人民中间又有一个收入高的群体，收入低的群体，我们城乡也有矛盾等等。在这样一系列情况下，甚至违法者他自己贪污他们也有他们的前提，也有他们的利益的考虑，他们当然要对这个法律的实施有一种本能的抵制，就说我们很好的法律，比如我们制定《公务员法》总是对我们的行政官员提出更高的要求，对行政程序有的人能接受，有的本能的要抵制，因为程序本身要约束我们的行为，公务员必须要在执法中采取某些程序才能合法，因此学习、适应是一个过程，碰到即得利益更是发生磨擦的过程，当然法律绝对不会因为某些人的抵制就不实施了，但是我们在立法和执法过程中必须要考虑进去这些因素，不考虑现实的浪漫主义的处理法律我想也是不行的。
所以我想你说阻力来自哪些方面一个是历史的包袱要逐渐抛弃，第二个现实中间的利益格局和矛盾这是更棘手和更现实的问题。
杨海坤：我讲政府法治是一个理论，法治政府是一个实体，是一个目标，一个是实践的东西，一个是理论的东西，我的意思是在政府法治论的理论的指引下指导我们法治政府的建设，实现我们的目标。当然这个理论一开始是粗线条的，或者是蒙胧的，或者是比较粗浅、粗糙的，但是随着实践的发展它会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具体，越来越细化，如果今天我们看十几年前、二十几年前的理论的话，有可能觉得当年的一些想法或者理论很粗浅甚至幼稚。
也就是说一个理论尽管大方向正确，有一定的价值，但是它毕竟是一个比较蒙胧的、粗浅的想法，它还必须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升华和丰富，这是一个很好的良性的关系，如果只是一个干巴巴的理论是苍白无力的，反过来讲只有实践没有理论很可能会走向错误的方向，没有指导性的。所以人是有预见的动物，能够规划自己行为的动物，所以我们现在强调规划、强调纲要、强调目标，这就是更自觉地指导我们的行动，但是任何理论不可能穷尽实践，就像我们的立法，我们的立法是理论和实践结合的产物，他有相对的稳定性，但是毕竟理论的条文无论如何是不能概括我们这么丰富多彩的现实世界，不可能驾驭一切，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法律也要动态向前发展，更何况理论呢？
主持人：去年温总理做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强民主法治建设，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我们又着重加强民主政治建设的这个问题，仍然是以建设法治政府作为基调，那么您觉得总理去年和今年反复强调法治政府建设您觉得总理这是为什么？
杨海坤：这是总理的地位所决定的，他的职责所决定的，政府的工作报告就是向全国人大汇报自己的工作，总结20xx年的成绩，同时总结20xx年存在的问题，对20xx年的工作以及“十一五规划”进行计划，政府在我们国家中的工作比较宽阔，可以说是千头万绪，千头万绪最后的落脚点就是要抓政府治理工作，总理不抓好政府治理工作怎么做好政府工作管理呢？我们讲哲学的语言要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如果政府的行为做正确的，那么政府的公信力、执行力才能增强，他的计划才能不成为一张废纸，所以政府的执行力就在这里，西方政治学家就这样讲，政府是要管理人民的，但是管理者首先要管理好自己，就是首先要管理好政府。
我想温家宝总理重视政府建设的目的无非就是使政府自身过硬政府才能有效领导人民，所以政府工作报告内容非常丰富，非常全面，涉及到方方面面，尽管他用很精炼的语言表达了，但是更主要的每一届政府，朱总理任期内以及包括温家宝总理在内他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最后一部分总是强调政府的改革和工作，政府形象的改善，这是他本职工作的要求，而不是他工作之外的要求，这也是他对自身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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