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有20%的家长表示自己经常关心子女的学习情况，会定期主动和孩子、学校谈论学习，50%的家长表示会监督孩子的学习，其他家长由于工作繁重，基本对孩子的教育持放任自流态度。
几乎所有的家庭都对学校的教学情况持不满意或不了解的态度，许多家长抱怨这里的教学质量远不如老家的公办学校，孩子空闲的时间很多，但费用几乎高了一倍。不过他们都对学校教师的敬业、负责和认真的态度给与了积极的评价。
30%的孩子会主动和家长谈论学习情况，约80%的孩子会向父母主动提出有关学习的要求，如购置文具、书本等，几乎都能得到满足，20%的孩子参加过学校组织的课外兴趣小组，如英语、美术等。调查中的所有孩子基本上都觉得学校的课程不难，自己可以应付，作业负担也很轻。但60%的家长认为自己的孩子学习积极性欠佳，大部分时间都在玩耍。
70%的家长认为现行政策考虑了他们的困难，并在积极扶助他们的子女接受教育，但仍需改进完善。
令人欣喜的是，调查中的所有家长都坚决表示现在孩子接受的教育是绝对有用的，有必要的，只要孩子愿意，自己会竭尽全力支持孩子的升学，而且希望把孩子送到更高级别的学校（高中甚至大专、大本）继续学习，不会让孩子辍学。
我们可能会注意到，这里的农民工可能不是最贫困的，这里的孩子可能也不是最悲惨的，但是，这里情况可能是对比最为鲜明的。不要忘了这里位于我国的心脏—北京。在繁华的闹市中，在挺拔的大厦边，有着这样一片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地方，有着这样一群与城里孩子截然不同的少年，不得不让我们陷入深深的思考之中。
让我们来看看全国范围内农民工子女教育的现状。据估计，全国现有流动人口已超过1.3亿，约有300多万农民工子女面临受教育的问题。有关部门总结了目前我国进城农民工子女教育中面临的问题：
1，由于收入和生活地点的不固定，农民工子女辍学现象严重。前不久由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和中国儿童中心共同立项、财政部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资助了目前全国范围内针对流动儿童生活状况进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调查。这项调查历时一年，在北京、深圳、武汉、成都等9个大城市，访问了120xx多名流动儿童的监护人和7800多名儿童。在调查中，3到6周岁流动儿童入托比例为60．7％，低于城市户籍儿童入托率；6周岁儿童中有46．9％没有接受入学教育；超龄现象也比较严重，有近 20％的9周岁的孩子还只上小学一、二年级，13周岁和14周岁还在小学就读的占相应年龄流动少年的31％和10％。另外，在学儿童的“童工”问题也比较突出，在失学的12到 14周岁的流动儿童中，有60％的人已经开始工作。
2，公办学校的高收费令农民工家庭望而却步。虽然中央一再要求公办学校对农民工子女一视同仁，但城市公办学校的潜规则依然存在，借读费，赞助费的门槛仍然没有取消，要上公办学校必须额外给学校交上一笔，教育质量好的公办学校就更贵了。即使不交这些用途不明的费用，政策规定合法的学杂费、书本费对农民工家庭来说也不是一笔小数目。
3，公办学校中农民工子女的心理问题突出。由于和大城市孩子的贫富差距、爱好不同、性格迥异以及语言沟通不便等原因，这些农民工子女大多内向，交友面狭窄，不愿与人交流，自卑心理严重，再加上他们父母工作、住地的不固定使他们的学习、生活、成长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这对他们日后的价值观和核心人格的形成都有不小的负面作用。
4，民办的农民工子弟学校情况不尽人意。目前一些适应普通农民工子女上学要求、费用低的简易民办学校发展很快，但是由于资金的匮乏，其办学条件亟待改善。师资薄弱，设备简陋，安全性差，生源不足是这类学校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例如前文描述的红星子弟学校的概况）甚至，还有一些办学者纯粹以营利为目的，根本不考虑教学质量和学生利益，这样的学校只可能害了这些辛苦的学生和家长。
面对着这样一些令人堪忧的现状，我们不禁要问，在一个经济发展迅速，即将进入小康社会的国家，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问题？
三：追根溯源的探究—被人淡忘的公平原则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问题的时代背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我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实施，农村剩余劳动力脱离农村和农业，走向城镇，主要从事与产业工人一样的工作，逐渐产生了“农民工”现象和问题。到90年代初期，大批的农民工进入城市，形成了一轮又一轮的“民工潮”。只身前往城市的农民工有了相对固定的收入、住所后，开始将配偶、孩子带到身边，于是在城市里形成了进城务工人员子女这样一个数量庞大的特殊群体。农民工子女在城市求学，经历了很艰难的历程：从最初的被拒绝排斥，到后来的自我解决，再到现在的被有限接纳，经过了1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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