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与市场是教育公共管理体系的两极，其间必须保持适度的张力，历史上教育管理之所以长期陷入“一放就乱、一统就死”的怪圈，原因就在于失去了两极间的平衡，致使“教育市场失灵”。所以，充分认识教育市场的存在与价值，在政府教育公共管理体系中引入市场机制，意义重大。
2．在决策机制上，从^领`导意志走向以公共利益为基础的公共政策决策过程，从面向^领`导负责转向面向公众和社会负责，建立和发展教育中介组织，分别建立政府教育政策评价机制、教育管理咨询机构，建立分权化的决策机制。
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实现教育服务的社会化，客观上要求学校改变只听命于政府而忽视社会要求的传统。教育管理的决策取向再不能“对上级的负责压倒了对民众的负责，对政府体系内部的责任强过了对社会的责任”，［4］而要从面向^领`导负责转向面向公众和社会负责，其决策机制也要从^领`导意志转变为以公共利益为基础的公共政策决策过程。
决策机制转变的关键在于能否真正地建立和发展教育领域中的中介组织，包括非政府组织、非盈利组织和私营组织，因为，政府组织不是公共管理权的唯一主体，非政府组织和私营组织也可以参与公共决策。发达国家的经验也证明了这点。据统计，19xx年，美国有非政府组织30万个左右，至1995上升为116.4万个，［5］《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组织的一年一度的全美大学排行榜就是一个典型例证。法国的“大学咨询委员会”、日本的“中央教育审议会”、德国的“大学校长会议”等都是此类组织。中介组织可以在咨询、信息、拨款、评估、考查、督导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它不仅可以吸纳社会各界人士参与教育决策，促进教育管理的公共政策化，而且还可在政府与学校之间起到缓冲作用。对此我国虽然在理论上进行了一定的探索，并在19xx年成立了全国高等教育评估研究会，但总体而言，我国中介组织的情况并不如人意，不仅“真正具有自治地位的民间组织数量少、成立时间短、组织建设尚不成熟”，［6］而且，管理混乱，定性不清，最突出的问题是缺乏非政府性和自治性，大都挂靠政府机关，有浓厚的官办色彩，成了行政机关的延展部分。为发展教育中介组织，促进教育政策评价机制和教育管理咨询机构的建立，国务院《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指出，“为保证政府职能的转变，使重大决策经过科学的研究和论证，要建立健全社会中介组织，包括教育决策咨询研究机构、高等学校设置和学位评议与咨询机构、教育评估机构、教育考查机构、资格证书机构等，发挥社会各界参与教育决策和管理的作用”。
由于我国几千年的集权历史，学校与政府都不能完全适应改变后的决策机制，从而共同排斥中介组织，或者中介组织偏向政府，成为政府的编外机构。问题的症结是这种决策机制的要害在于分权，而这对政府是个挑战，不仅涉及到行为习惯、工作方式的转变，更有利益上的调整。分权主要不是上级政府向下级政府的分权，而是政府与学校、学校管理层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分权，总之是各办学主体、投资主体和管理主体之间的分权，是政事分开、责任分担、权力制衡、利益共享，是建立在责权利统一基础上的分权。分权化决策机制的形成，还依赖于法律体系的完备。可喜的是，我国社会法制化进程正在加速推进，20xx年3月22日，国务院印发《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提出“要经过十年左右坚持不懈的努力，基本实现建设法制政府的目标”，而电子政务的发展也为分权化的决策机制提供了技术便利，为分权化决策机制的建立提供了法律保障和技术基础。
3．在促进教育公平上，运用若干政策工具（如贷款、奖学金、入学机会等）进行调控，关注弱势群体。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效益、效率导向，加之社会成员之间获得社会财富的差异，容易导致弱势群体受教育机会与质量的不均等。为此，政府要通过政策引导，公平地在公立学校、私立学校、城市和乡村学校之间对政府提供的教育资源（如经费）进行分配。对义务教育，要由政府财政承担教育经费，确保所有适龄学童都能平等接受教育；对非义务教育，政府既要严控收费政策，又要通过建立和完善政府、社会团体、慈善机构和公民个人的捐资助学体系，通过奖学金、助学金、助学贷款、勤工助学、减轻部分学费、免缴学费等多种政策形式，帮助家境贫困的学生获得平等的教育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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